他连夜晚赶到乡上车站，没人，又赶到县城车站，也不见人，他雇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西安。到火车站，已是下半夜三点了。他查问了车次，到沈阳的车晚上十一点就走了。他瘫坐在车站的水泥地上，眼泪簌簌流着。
第二天，回到村上。有人问他媳妇上哪里去了，他大不咧咧地说：“熬娘家去了。”他依然忙活当村长的事。
选举那天，一大早，他穿好那身西服，把那磨得掉线线的羊毛衫依然扎进裤腰，红领带依然飘荡在羊毛衫上。买好黄纸，熬好糨糊，用他在全村最得意的毛笔字写上：“坚持依法选举，充分发扬民主。”把小学操场周围都贴上了标语。
直到快饭时，才把群众吆喊到学校操场上。选举按程序开始了，候选人做述职发言。他第一个跑上去，操起麦克风，一、二、三地讲起来。乡干部拉他下来，他情急之中，用手戳倒了人家，依然自顾自地演说着。等派出所民警把他带下主席台，他这才从滔滔不绝的演讲中缓过神来。
书怀犯法了。这消息比秋风还吹得快，四邻八乡都知道了。在里面蹲了七天，他出来了。黑更半夜，趁村里人都睡熟了，他回到家里，收拾好东西，出走了。
后来，村里有人说是他去找那东北女人了，有人说他在深圳发财了，还有人惋惜地说，要让他当村长也许大家真富得流油了。书怀到底怎么样了，至今还没有他的音信。
二
张庆水在瓦房村当支书已经三十多年了。他对待群众，应付乡上，都有一整套的策略。管理这千十号人的村子，对他来说就像开村民大会讲话一样轻松，不用稿子，张嘴就来。对村里家家户户的熟悉程度，像对自己的十个手指头。
村里的各项工作在全乡，不冒尖也不落后，始终保持中不溜。每遇乡上布置工作，他先了解别的村上怎么样，然后再拿自己的对策。他身边就有几个专门跑腿的人物，有点像大领导的秘书。不过，领导秘书只有一个，而张支书身边不止三五个。乡上李书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农民政治家”，他也乐滋滋的，仿佛这个称号就是对他几十年工作的充分肯定。
张支书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就说在村里发展党员吧，他年年都有培养对象，就是不发展，不是这个有毛病，就是那个条子嫩。反正村里的党员大都是七老八十的了，六十岁以下比他小的，没一个党员。要不是乡上去年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硬指标，他们村真就后继无人了。他心里的小九九，大家都明白，支书的位子只有他一个人符合条件。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干过来了，可谁也不去捅破那层窗户纸。
村上的两大难，一是收税款，二是计划生育。每年到收款的时候，他都要领上乡上干部，前前后后要跑半个月哩。在乡干部来之前，他要挨家挨户去动员，告诉大家这皇粮国税从古到今谁也少不了，不缴那是犯法的事。可说到三提留五统筹时，他态度就不一样了，有了缴，没了先欠着。乡干部来了后，积极殷勤，跑前跑后，吃住尽村上最好的安排。白天陪他们打扑克、搓麻将、划拳喝酒，晚上领着一帮人，挨家挨户上门收，用他的话说，这是上门服务。遇到哪位态度不好，他会狠狠凶一顿：“安，你蛮啥哩，这是公家人在执法，你还想犯法？”村上人不是把他叫爷就是把他叫叔，他发火，大家都能忍受。赶上哪家一下子拿不出钱来，他会掏出自己的钱给垫上。他的举动让当事人感激，让乡干部感动。当然了，他替别人先缴，村里谁也欠不下他的。不过，收到最后，税钱一分不欠，统筹提留常常过不了半。遗留的任务交给村委会，慢慢去收，这一慢就能拖几年，几年滚下来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