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兄大我一岁。
小时候，上学割草砍柴，我俩形影不离，就连晚上睡觉，也是今晚挤他家，明晚挤我家。
堂兄学啥会啥，像吹竹笛、拉胡琴、打拳弄棍、登台唱戏，样样来得，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夏天，上山割草，他揣上那支用胶布胶了多处的笛子，割累了，坐下来手把手教我吹那“索，索拉，来，”的调子，把我的嘴吹成木木了。后来上中学了，我随父亲到外地去，他也背上酸菜罐，赶十几里山路到乡中学读书。这样，我们只有星期天、节假日见面，在一块又是半宿半宿说不完的话，交流不完的感情，还有互相间的掀打。
初中毕业，我上了师范，堂兄读高中。我当了教师，他才考上中医学校。毕业后，他进了偏远的山里工作，背着铺盖卷，翻了四座山才到新的岗位上。堂兄从山里走进城里，又从城里回到更远的山里，这便是他为之奋斗、为之拼搏的结果。所幸山民心里爱惦着他：“这娃娃比老先生还能行。”
年龄渐长，感情由不得复杂起来。上学时他曾经恋过一位外地女子，毕业了天各一方，脆弱的爱情被无情的大山隔成一种无法超越的思念。不久，乡卫生院附近学校有一女民办教师，论长相论气质，他从没有想接近过她。可那女子稍有空闲就找他，唱啊，拉啊，倒也与他有共同点。一次偶然的机会，堂兄便做下了过头事，男人的责任和社会的压力使他和那女子匆匆扯了结婚证，生了一个女孩，孩子的笑脸暖了他的心。
后来，他又调到最需要他的更大的山里。再后来，政策活了，他办了停薪离职手续，跑广州，奔青海，贩药材，倒换牛皮，兜儿里钱多起来了，心里却暖不起来。在生意场上，他认识了外地一位能干的女人，交往中产生了爱情。他回家和前妻离婚，前妻死也不肯。不肯，他也无可奈何。于是便说了声“做生意呀”，就远走他乡，没了音信。他的工作，他的中医也因此而飘泊掉了。
如今，失去了堂兄，却收留下他留给我的笛子和吹笛子的本事。我只有用六个孔眼流泻的深情祝福他：“不管身居何方，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就行。”
199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