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杜仲送到了男生宿舍门口，敲开门叫出了孟迪。她对孟迪说，她的一个朋友来看他，能不能在孟迪这儿借住一晚，明天就走。孟迪什么也没问，就让杜仲进去了。分手的时候，杜仲神情严肃地伸出手来，很有礼貌地碰了碰小溪的指尖。留在小溪记忆中最后的印象，杜仲的手柔软而冰凉，像一团雪花。
小溪一个人走回女生宿舍去。刀子一般的小风钻进了她的脖颈，她一阵寒颤，觉得心都好像被冻透了。那个瞬间她的脑子里忽然跳出了一段话：“决不能把私人友谊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决不容许把私人友谊摆在事业的利益之上。”那是前不久她从一份学习材料上抄下来的斯大林语录，为了以此勉励自己。想不到在这个寒冷的冬夜，这段话真的给了她一丝勇气和安慰。
月光下，她看见自己大步行走的身影。两条粗壮而结实的双臂有力地甩动着，白色的雪地上，身子两侧晃动的黑影，犹如雄鹰黑色的翅膀，从雪地上飞升起来。
可是楚小溪还没等起飞，翅膀就突然折断了。
春节过后不久，上头来了外调人员，加上总场保卫科和连队的保卫干事，差不多坐了满满一屋子人。小溪被叫去谈话的时候，那些人面露凶光，如临大敌，让小溪觉得莫名其妙。他们用审讯犯人的口气，提到了杜仲的名字，并要楚小溪老实交代有关杜仲的一切问题。他们是从杜仲住处的灶坑里，临走前没有被焚烧彻底的一大堆信件残片中，发现他和楚小溪的联系的。当楚小溪终于听明白，杜仲这个人已经在春节前夕“过江”去了，并且至今没有被遣送回来——她的脑子嗡地一声炸开了，后背上一层冷汗，像是箍上了一件铁制的盔甲。
杜仲确是来过万山，但他的告别只是一种象征，连一句暗示的话都没有。
假如她真的知道他有过江的念头，小溪即使用自己的生命去阻止他，小溪也舍得。
但小溪真的连一丁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察觉。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发现。在那天晚上他们单独相处的三个小时中，关于这个犯罪计划，他绝没有向她透露一丝一毫。她始终被蒙在鼓里，她真是太幼稚天真、太麻痹大意、太愚钝轻敌了。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如此缺乏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她深感愧疚、悔恨，甚至万分痛恨自己。
可是没有人相信她的交代和检讨。他们说：那天杜仲突然来到万山农场，你为什么不在连队宿舍公开和他唠嗑？为什么要偷偷摸摸把他带到科研排的种子站，并且，谈话长达几个小时，你们不是在密谋在干什么？小溪结结巴巴回答：怎么是密谋呢，只不过说了点家常事、H城的熟人、下乡后各自的收获什么的。他们说：谈话有证人在场吗？小溪说没有证人。他们说没有证人怎么能证明你不知情？怎么能证明你不是他的同谋？怎么能证明你没有参与并协助他外逃？怎么能证明你没有为他提供帮助呢？否则他来找你干什么？
小溪哑然无语。她无法证明自己。她什么证明都没有。
一连许多天，她被拘禁在连队“小号”里，回忆交代反省自己与杜仲的“历史渊源”以及现行关系。夜深人静时仔细回想，其实那天晚上有许多个微妙之处，都已经显示出了杜仲决心“过江”的可疑迹象，可惜小溪只是浑然不觉。比如那个该死的半导体、比如农药、比如……但小溪什么也不能说，某种本能告诉她，她说得更多麻烦就会更多。她在拼命检讨、痛心疾首地认错、表示坚决与杜仲划清界限的决心的同时，却总是一问三不知地守口如瓶。后来的许多年里，小溪时断时续地想起万山农场持续了几个月的审查，当时她那种顽强的缄默不语，其实并非出于良知，而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基本常识。也许在潜意识中，还有一点对杜仲残留的友情。杜仲曾跟她说了那么多不该说、对一般人不敢说的话，想必杜仲是信任她的。也许在杜仲的生活中，只有她这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了。她得对得起这种信任。小溪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能躲过这场厄运。然而她终究还是躲不过。专案组初期劳而无功的审讯，因一张小纸片而突然起死回生。一个深夜他们得意洋洋地出示了那张纸片，纸片已经被揉得皱皱巴巴，但上面的中文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请带我走！
Возьм темен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