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国旗护卫队刚成立的时候，护卫队曾经收到过这样一封来信。信是一个天真可爱的西北小学生写的。这位小学生曾经在电视上看过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对国旗护卫队的叔叔们十分敬佩。他知道国旗护卫队的叔叔们训练、执勤很辛苦，向叔叔们表示了由衷的问候。但在信的末尾，这位小朋友充满向往的写到：“国旗叔叔，等我长大了，也要去北京，住在皇宫大殿里给祖国升国旗。”
最后的这一句充满童趣的话，把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都逗乐了。
是的，在许多不了解实情的群众眼里，国旗护卫队这个满载着荣誉和鲜花的集体一定是生活优越的，猜测着他们无论是吃还是住都要比一般部队优越很多。
殊不知，我们的国旗卫士在生活待遇上和一般部队完全没有两样。相反，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有些方面甚至比一般部队还要艰苦。
就拿居住条件来说，国旗班时代，一个班的十几个战士挤在工人文化宫西北角靠近筒子河的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阴暗的小屋里。那小屋墙皮脱落、青砖暴露，门窗更是破旧不堪。就是居住在这样一间小屋里，一代又一代的国旗战士把“国旗班”铸成一个永久的经典。
90年代国旗护卫队成立以后，国旗卫士们住进了东朝房。南北长条形结构的东朝房是国旗卫士们的驻地，同时也属于故宫文物保护群，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住在国家一级保护文物里是一种荣耀和幸运，更多的还是一种约束和制约。如果不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房间里连一根钉子也不能随便钉。
东朝房坐东朝西，每间房间都呈南北长条形，但却不能随便打隔挡，只能几十张床铺放在一间屋子里。
部队里空调普及之后的很多年里，东朝房一直没有空调，甚至连个吊顶的风扇都不能安，其原因也是处于保护国家文物的考虑。
直到最近的几年里，在武警部队和有关部门的关怀下，我们的国旗卫士才用上了立柜式空调。在有关部门的监管下，在不破坏其文物价值的前提下，古旧的房屋也得以重新装修。
国旗护卫队是一支肯吃苦肯付出肯牺牲的部队，也是一个承载着无上荣誉的集体。正是由于国旗护卫队的这种特殊地位和身份，自从组建以来，一代代支队领导都把打牢战士思想根基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还是在国旗班时代，有关于苦与乐的思辨就成为国旗卫士们时常探讨的一个问题。
国旗护卫队是个特殊的集体，在这个集体里，荣誉与艰苦同在，鲜花与磨砺同在，掌声与奉献同在。
就如何处理好这“三个同在”，从根基上打牢战士的思想基础，一直是国旗护卫队各级领导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些年来，国旗卫士给出的答案令各级领导十分满意。
在国旗卫士的心目中，祖国利益重于一切，为了确保升好祖国第一旗，其余的一切都可以舍弃。
说起国旗卫士的这种苦乐观，现任武警天安门支队张永利政委百感交集，似是有着无限的感慨。
张永利是个富有哲思的干部，在这种哲思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感性和细腻，既爱兵如子，又酷如严父。他已经在支队政委这个位子上干了四年。四年里，他对国旗护卫队这支部队关爱有加。
张永利说：“与其说是我和支队长在领导着这支部队，不如说是这支部队在用他们的一贯精神时刻感动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在用自身的切身实践阐释着当代军人的核心价值观。”
国旗护卫队驻守在故宫午门外的东朝房，营区与外界紧密相连，中间只隔着一道护栏。营区内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边是林立的商亭和形形色色的游人，一边是不停的齐步正步和铿锵的口令。这两者之间强烈的反差，势必会撞击着年轻战士的心扉。
战士们在搞一些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时，经常会有学生问：“现在许多叔叔阿姨都下海经商挣大钱，你们这么刻苦的去训练，每个月却只拿百十块钱的津贴，你们不觉得太辛苦太辛苦吗？”
战士们是这样回答的：“没觉得吃亏，苦是苦了些，但我们觉得能站上祖国的第一哨，能为国旗站岗放哨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国旗护卫队的战士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他们就是这样用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来阐释自己的苦乐观的。他们每天精神抖擞的完成升降旗任务，从来不曾有过失误，没有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没有对国旗的深刻理解，是不可能做到的。
刘春龙曾经创作了这样一首名为《选择》的诗。
诗中这样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