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成为战胜国之一，所以，1919年1月，中国政府代表欣然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史称“巴黎和会”，又称“凡尔赛会议”。
出席和会的共有二十七个国家的七十名代表。列强都派出总统、总理或首相为团长的代表团。列强各国的具体目标虽不完全相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想利用这次会议，重新在世界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其中，日本的主要目标是要争取列强承认它能持续继承在大战期间所夺取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使其对山东的占领合法化、永久化，而它这一图谋暗中已取得了英、法、意等国的支持。中国代表则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以战胜国的身份一举废除列强数十年间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以维护国家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和民族尊严。然而出席巴黎和会的北洋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府代表，由于各自依靠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出席和会所持的态度和要达到的目的也大多不相同，因此步调不一：一部分人希望通过美国的帮助，能在和会上收复中国丧失的主权；而以段祺瑞为首的亲日派汉奸则仅想以履行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来讨好日本，以换取收回青岛的“美名”。
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是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由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及南方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为主要成员所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一开始就受到和会的侮辱性的待遇——本来协约国在1917年竭力拉拢中国参战的时候，曾保证战后给中国以大国待遇，并以照会的形式正式确认，但是在这次和会上，中国却被排斥在会议的最高决策机构“十人会”之外，只有被邀请时，才可列席陈述意见。
日本代表利用其“十人会”成员国之一（有两名代表参加）的特殊条件，在1月27日抢先提出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和德国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让与日本的无理要求。还强词夺理地声称，此问题属德日之间的事，中国无权参加讨论。但是，由于山东无可争辩地属于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会议不得不邀请中国代表列席发言。中国代表顾维钧义正言辞地要求将德国所强占的胶州湾租借地及其他权利完全归还中国；日本则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全部由其接收。虽然中国代表在会上据理力争，但英法等国对日本百般偏袒，对中国的意见不予理睬。美国为削弱日本在中国独占的不合法地位，开始对日本占领山东不肯承认。然而，日本以退出和会和不参加国际联盟相威胁。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把成立国际联盟视为和会的最终目的，因此便见风使舵，转而对日本妥协，向中国代表表示他无能为力，并且还质问中国为何在1918年9月24日与日本订有“欣然同意”的协约。最后，和会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而按照日本的侵略意愿做出牺牲中国的无理决定，即在对德和约中关于中国山东的各条（一百五十六至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由日本政府完全继承胶州湾租借地及德国在山东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完全让予日本，日本仅声明保证“将山东半岛主权完全归还中国”。
5月1日，英国外相将会议解决中国山东问题的方案正式口头通知中国代表，北京政府竟缺心少肺地决定在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北京学生首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游行群众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强烈要求严惩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经手向日本借款，时任驻日公使）三个卖国贼。愤怒的群众火烧赵家楼胡同曹宅，并且痛打躲在曹宅的章宗祥。运动很快波及到上海、天津等全国二十多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运动中工人阶级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在工人罢工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6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
6月28日，是规定和约签字的最后一天，各国代表聚集在凡尔赛宫。北京政府电令代表签字。但是，北京政府代表不堪承受国内人民的强大压力，仅收到抗议的电报达七千多封，而且还直接受到留法学生和华工的牵制，他们包围了代表团的住处。声称：谁出去签字，就打死谁！打死一个代表，我们用三个人来偿命，并且都已决心一死。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代表未敢出去签字。中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公布后，使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惊。当时外国报刊评论说，不是中国政府代表不签字，而是中国人民、中国学生不让签字。
简评：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虽为战胜国之一，但战胜国的地位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荣誉和尊严，相反，却受到与战败国一样的对待，成为帝国主义各国间政治交易的牺牲品，给中国耻辱的史册中又增加了一页。时至今日，我们不仅慨叹，只有国家富强起来，人民才能当家作主，挺起腰杆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