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冷的秋风挟着蚕丝般的细雨，绵绵飘入北窗。
窗口，瑟瑟摇曳着夏天里最后一朵薄得透明、轻得如云的白牵牛花。素淡洁净的花瓣儿上，一滴积蓄已久的雨珠滚动着，亮晶晶、沉甸甸地坠入花盆中。
我甚至听见了那一记重重的碎裂声。
像是一串苦涩的铅泪，滑落跌洒。由山之巅、海之源……
而我干燥的眼里却没有一滴泪水。
很久很久以来，我就没有眼泪了。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
那个下午我一直很烦躁，后来我就接到了那个电话。我拿着电话久久地愣着，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那个沙哑而又年轻的声音说，他死于突发性脑溢血。他离去得极其突然，几乎没有什么痛苦。
他，是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是我当年在北大荒时的副场长。一位1958年屯垦戍边的转业军人。前几年转调到北京郊区一个奶牛场工作，他是一个持重又乐观的人，总是那么精精神神的，油黑的头发几乎连一根白发都没有，他怎么会……
我说，我会去的，一定，我尽快去，当然……我语无伦次。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压抑着震惊。
然而，我却没有眼泪。
……
几天以后我去八宝山公墓礼堂，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通往公墓的小路两边，深秋的衰草凄然，萎黄的草尖上，飘零着不知名的先行者留下的纸花片片。我想起三江平原如浪翻滚的大草甸，那黝黑的土地浸透他的汗水。他总是那么平易那么幽默，带队劳动休息时，野花簇簇的田埂地头，他会拍出一张5元钱的钞票，同知识青年下棋赢汽水玩儿，再比赛铲地谁打头；一个中秋的夜晚，他从家里拿来香瓜和煮苞米，轻轻放在我们的炕上。1977年我想去哈尔滨读书，场领导认为宣传科的工作忙不开，不放我走，是他坚持给我办了手续。他说人才需要培养和学习。听说还为此在常委会上争论了一番，他对一些人的狭隘偏见真的生了气……
而他现在就那么静静地安卧在花圈丛中，四壁的挽联在肃穆的空气中微微颤动。他看上去安详恬适，一如往日的坦荡温和，甚至，苍白的脸上还有一丝淡淡的微笑……
我的目光匆匆从他遗体上掠过，便深深地垂下头去。我是来向他告别的，但我不愿见到他这个样子。我希望他在我心里永远保持着原来那个生机勃勃的场长的形象。我心里默念着昨晚为他写的挽联，那是特地请了朋友一起商量拟写的：
天南地北当年战士咸怀师友
白山黑水明月青松永悼忠魂
我的嗓子发干，然而却没有眼泪。
我木然地向他鞠躬，机械地朝他的遗孀李姨走去。那时她已哭成一个泪人，死死地抱住我，泣不成声。她的热泪洒在我的胸前、手臂和脸上，我感觉到她剧烈的颤抖中绝望的悲恸。
那个瞬间我记起农场场部的那条小河，那条环绕鹤立镇的浅浅的“伏尔基”河。夏天的傍晚，他们夫妇常常在河岸的树林边散步，这在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是令人惊奇的。那时她很幸福，蒙蒙的暮霭里漾满温馨……
我不忍看她，这种联想无论对她还是对我都太残忍。我逃离出那阴冷的房子，我感到自己在发抖。我觉得自己也快哭了，也许就要大哭一场。
那会儿我站在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头顶的阳光突然变得灼热而炽烈，泪水涌上我的眼眶，即刻间就被蒸腾被挥发，像是沙漠里的一股细泉，未能流淌便窒息干涸了。
我不知道我的眼泪是不是让这炽热的阳光烤干的。
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我曾经有过许多眼泪，那时我是一个爱哭的小女孩，我可以从妈妈去上班一直哭到她下班回来。我心里总有那么多的悲哀，我总是哭，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姑姑叫我哭猫。那时我也许是一个讨厌的小姑娘。我对那个世界充满了戒备。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眼泪在那时流得太多了？
我茫然地望着从灵堂里沉痛走出来的朋友们，他们有的是从千里之外的农场赶来，还有的，是专程从杭州来的当年农场的老知青。他们揉着红肿的眼睛，步履蹒跚，泪水未干的脸颊上留着深深的哀思。
很多天以后，我还在为自己的漠然，或是情感的枯竭感到惭愧和奇怪。
董叔走了，那挽联上写着：董道本同志千古。
当我不再是一个爱哭的小女孩时，我是否不再是我自己？我是否反而变得连自己都讨厌了？我的眼泪究竟到哪里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