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
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
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
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
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主要成就
政治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
“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
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
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
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
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
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
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
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19]
军事
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
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
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
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
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
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
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
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
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
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
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
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