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举措
闽台海防
闽台地处东南沿海，早在三万年前，就有“左镇人”经福建迁徙到台湾。
两岸隔海峡相望，地缘相近，血缘相关，习俗相同，语言相通，现有80%台湾人祖籍福建。
闽台关系重要性，明末顾炎武已有论述：
“议者谓：澎湖为漳、泉之门户，而北港（即台湾）即澎湖之唇齿，失北港则唇亡齿寒，不特澎湖可虑，漳、泉亦可忧也”。
福建海防建设虽自宋代始，但至明一代才较为完备。
海岸防御系统包括卫所、巡检司和水寨。
海上防御以船为主，如洪武五年（1372年），浙闽诸卫一次就造海舟660艘，用以备倭。
清代福建海防建设进一步增强，布局尤为繁密。
滨海的福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五府防务各有侧重之处。
福建水师额设27700余人，“分三十一营，大小战船二百六十六艘”，其职责在海岸、岛屿设防，巡视防区海面，缉捕海盗。
雍正三年（1725年），在福州、漳州、台湾三处设船政，制造外海、内河大小战船。
七年（1729年），又设泉州船厂，修造战船。
台湾的统一或分裂关系到东南地区的安危及海疆的宁乱。
明末清初，闽台海上用兵主要有两件大战事。
一是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二是康熙帝制定“规取澎湖、台湾，以定海疆”方针，委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师2万多人、大小战船300余艘收复台湾、澎湖。
二
两次鸦片战争，大清王朝积贫积弱局面暴露无遗。
在强烈的危机感驱使下，中国出现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洋务运动。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向外国购买机器设备，引进先进技术以发展我国近代的造船工业。
因此，设立马尾船政局就提到清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上疏朝廷说：
“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左宗棠认为只有创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基地，才能根本打破西方列强的专利，真正做到“师其长以制之”，中国海军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清政府批准造船奏议后，闽海关拨出船政经费。
左宗棠即着手在马尾筹备建厂事宜。
其设造船厂有利因素有四：
一是马尾地势险要便于防守；二是马江江阔水平，深达十二丈，涨潮则倍之。
既可容纳设计、制造船只，也适合兴建工厂沿岸设施；三是马尾靠近福州，便于官员特别是闽浙总督的监督；四是闽海关又在附近，资金有保障。
正当马尾船政局紧锣密鼓筹办之际，左宗棠奉命调任陕甘总督。
左宗棠是个明于识人、善于用人的洋务派官员，他认为主持近代工业，要有“熟悉洋务”，且“能久于其事”的人才，“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
离闽在即，选任能继办其未完之事的官员已迫在眉睫。
经过慎重思考，他选中了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
其理由是沈葆桢重视西方科技，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在洋务派中有较高威望。
清政府批准了左宗棠的推荐奏议，除特命沈葆桢总理船政外，还由“部颁发关防，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并赐予“专折奏事”的特殊权力。
尽管在籍丁忧的沈葆桢一再婉谢，最终也只好勉力支持“中国无一人历其事”的近代造船工业。
沈葆桢为人沉毅清廉，明知船政之事难为，一旦接手，只能迎难而上。
当时顽固守旧势力非常强大，最早的近代工业马尾船政局，理所当然受到他们反对和攻击，特别是当时闽浙总督吴棠给船政事务设置了很多障碍。
沈葆桢出于对洋务事业的责任心，为了维护船政顺利进行，向清廷上奏，指出吴棠对船政抱有成见，不利于船政事业的发展。
为了推动近代海防建设，沈葆桢慷慨激昂地表达“船政系臣专责，死生以之”的决心。
除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外，沈葆桢还面对着西方列强的插足与破坏。
西方列强为了维持其海上霸权不遭削弱，不愿意中国发展民族造船业。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妄图操纵、控制中国造船业的阴谋破产后，遂指使其属下闽海关税务司美理登出面活动，企图插足马尾船政，又遭沈葆桢拒绝。
赫德并不死心，又进行一系列的造谣破坏活动，但操纵、控制中国造船业阴谋始终未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