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深圳商报》）
一、纪晓岚谈鬼
世上见鬼的人多，谈鬼的自然不会少。纪晓岚有学问（四库全书的总编），官又做得大（相当于副总理），所以他谈的鬼也大半是读书人和官员们变成的，如《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中这一则：
有个走阴差（就是生魂入阴间替阎王爷办差事然后又还阳）的人，是最近一次下阴曹地府时，在阎王殿外的走廊上，见到一位刚刚死去的做理论工作讲唯物主义的老同志，同别的鬼站在一起，显得特别紧张，瑟瑟发抖。
这时走过来一位判官，看得出是老同志的熟人，同他打过招呼以后，客客气气地问老同志：
“这么些年，您宣传唯物，是没有鬼，那么今该怎样称呼您呢？”
旁边的鬼听了，一齐哈哈大笑。再看那位老同志，却结结巴巴回答不出，身子更加抖得缩成一团了。
一生一世都宣传没有鬼，结果自己成了鬼，却无法面对鬼的揶揄，这位老同志够尴尬的了。
如果他是上了写《无鬼论》的阮瞻的当，真的相信人死后不会成鬼，那么在信仰终于破灭以后，沉默几日，痛哭几场，还可以接受事实，重新做鬼，来学着适应阴间的生活。若是自己本来也并不怎么相信，只是出于职业的需要而大放厥词，假戏真做做过了头，将地狱堂里的朋友统统得罪光，那么最后相见时尴尬自然难免，再缩成一团也是躲不过去的。
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二、只能等鬼来
下面这个故事，也出于《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是卷六中的一则：
有位姓徐的人在福建当道台，管理盐务。本来他的官做得稳稳当当，家里也平平安安。后来公馆里却忽然闹起鬼来：上了锁的箱笼，里头无缘无故会起火；姨太太的长头发，睡梦中不知不觉被剪掉了许多……不久以后，他就东窗事发下了台，而且很快就死掉了。
古人，“山鬼能知一岁事”。这位徐道台得意之时，鬼并不找他；快要倒霉了，鬼就寻上门来闹。如此看来，鬼硬是有一些预见性的呀！
“山鬼能知一岁事”，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十年，就横征暴敛了十年，杀人杀了十年。老百姓忍受到了头，有人就在石头上刻字，咒始皇帝死。始皇将石头附近的居民抓起来统统杀光，仍有人半夜装鬼，拦在路上大喊：“今年祖龙死！”这下秦始皇不得不紧张了，他“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果然不到一年，他就暴死于巡视途中了。
对于老百姓的不满，秦始皇和徐道台都是不在乎的。鬼一来就不同了，因为鬼既抓不住，也杀不掉。
徐公馆里的事情，跟秦始皇治下也差不多，老百姓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只能等鬼来。
山鬼来烧箱子剪头发了，徐道台的好日子也就过到头了。
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三、不识太行山
这是宋人李之彦《东谷所见》的一则，“不识太行山”是原文中的一句笑话。
有主仆二人旅行，途中经过太行山，见有座石碑上刻着“大行山”三个字。主人高兴道：“今见到太行（杭）山了。”仆人笑道：“官人怎么念白字，碑上明明是大行（形）山，怎么念成太行（杭）山了。”主人斥仆人无知，仆人却不服输，仍然窃笑不止，还：“官人可以找人问问，到底是太行（杭）山还是大行（形）山。若是太行（杭）山，我情愿认罚一吊钱；若是大行（形）山，官人就要赏一吊钱给我。”主人笑着答应了。
二人继续前行，见路旁有处学堂。主人正想找读书人来问，便走进去找了教书的老先生，向他明来意。老先生听明白原委后，对主人：“您该赏一吊钱给仆人啦。”于是仆人得了一吊钱，兴冲冲上附近酒店里去了。
主人很不服气，质问老先生：“您是读书识字的人，又住在本地，怎么也跟着念白字，是大行（形）山呢？”
“您真不懂事啊！”老先生大笑起来，然后慢吞吞地道：“输一吊钱有什么要紧，好让这蠢家伙永世不识太行山，岂不好么？”
这个故事，后来赵南星《笑赞》、金埴《不下带编》、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都复述过，但只把它当作笑话，或者考证“太本作大”，似乎都不得要领。
在我们生活中，把太行山喊做大行（形）山的情形，其实是常常可以碰到的。大到将遍地碉堡的乞讨国称为社会主义明灯，到将交白卷的考生称为学习模范。当时谁要是不懂事，硬要指出这都属于“不识太行山”的性质，那就不是舍得吊把钱就能完事的了。
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四、故都炒栗子
《老学庵笔记》为陆放翁所作，谭嗣同曾批评“放翁文士，多琐语，不足为著述”。但我们并不是做学问的人，不一定只读正经的著述，反觉得记述琐屑正是一种可读性。《笔记》中有一条写故都（汴京即今开封）炒栗子，云：
“李和家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后来金人入汴，被赶到南方来的人，想吃李和家的炒栗便没有可能。南宋绍兴年间，陈钱二大臣出使金国到了燕京，“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随从）亦人得一裹”。此两人并未多言，哽咽着了一句：“是李和儿家的呢。”便流着泪转身离去了。
这实在是一则文情并茂的短文。
后来清代乾嘉时期以考证学问见长的赵翼的《陔余丛考》和郝懿行的《晒书堂笔录》都提到了这一则“宋人”。赵书云“今京师（北京）炒栗最佳”，应是“金破汴后流转入燕，仍以炒栗世其业”的李和儿家的遗法。郝书则详述北京炒栗的操作和用料，对于放翁“虽著记而不能究言其详”表示惋惜。正如周作人所，他们的文章虽好，却“与放翁原来的感情不相接触”，因为“在炒栗中自有故宫禾黍之思，后之读者安于北朝与安于江左相同，便自然不能觉得了”。可见读“不足为著述”的笔记文也要用心才是。周氏《药味集·炒栗子》中有诗云：
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
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虽是“偶食炒栗，记起放翁来”时写的，亦有心之作也。
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五、作墓志加字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人民日报》图书馆藏有傅青主手批明刊本一部，为邓拓任社长时购得交公者，曾夤缘得见，拟影印出版未果，心常恨恨。其中有意思的记载颇多，文字也好，如“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以示朱希真”一则便是。
墓志是古时的东西，大约相当于今之悼词加纪念文章，却是刻石藏于墓中的。《笔记》原文节译如下：
晏景初将墓志文写好以后，先拿了给朱希真看，请他提意见。朱看后：“写得很好，不过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最好能够再加几个字。”
晏问是哪一处，朱却不肯明，再三追问后，才指着“有文集十卷”五个字道：“这下面。”
“你觉得应该加几个什么字呢？”
“‘不行于世’四个字。”
晏想了一想，认为不错，于是在“有文集十卷”下面加上了“藏于家”三个字。
晏景初的官职等于正部长，又是大作家晏殊、晏几道的后人，名气是很大的。
有晏景初这样的人肯为其作墓志铭，死者的身份不问可知，当然既有权，又有钱，其文集岂不早该出版了么？那时候“不行于世”只能“藏于家”，现在则可以堆在宣传部办公室里，稿费照得，奖项照评；即使用自费出版的形式，亦有门生故吏来操办，一切公费报销呀！及其死也，更是同志们表达感情显示关系的大好机会，“纪念集”只怕比墓志文定稿还快，晏景初和朱希真也不必如此推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