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清室将亡，从日本回来的革命党人群聚上海租界，多与曼殊相识。曼殊与萧萱同寓居正（后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家中，自道其详，并及女郎所赠玉饰形制特殊，与流行的鸡心式迥异。曼殊并着手将此段悲史写成长篇，且自绘插图，图文俱伏枕而作，运笔时每双泪承睫。他还曾托萧请孙中山先生资助出版，先生时正困穷，孙夫人（并非宋庆龄）倾箧出八十圆赠之，卒未能将书印成。
后军阀当道，党人随孙先生南下广州。曼殊则滞留上海，至病重入宝隆医院，乃致书广州胡汉民（后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另附一纸请转交萧萱，纸上只画一鸡心，旁书“不要鸡心式”五字。大家见了，都不知所云，萧嘿然久之，才记起这一段故事，道：“苏和尚大概快要不行了，这是叫我代他买一块碧玉，好带上它去见地下的未婚妻哪。”于是便去珠宝店买了一块带方形碧玉的项链，由徐谦（后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委）带往上海。
徐谦抵上海后，即赶往宝隆医院，曼殊时已垂危，暝目僵卧，若有所待。乃近前告之曰：“广州萧某托带碧玉来矣，不是鸡心式的。”曼殊张开眼睛，用最后一丝气力接过碧玉，又要护士扶起他的手，将玉贴在嘴唇上，随即气绝，这时他的脸上才浮起一丝微笑。刘成禺是萧萱的好朋友，后来根据萧的叙述，在《世载堂杂忆》中记下了这一则故事。
曼殊有句云：“我欲秉风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憎。”贪嗔痴佛家所戒，憎即是嗔，爱即是痴。曼殊也许做到了“无憎”，却并没有做到“无爱”。如果不痴无爱，和尚又怎么会在撒手西归时，还念念不忘“不要鸡心式”呢？
二○○六年六月六日
十二、自来水之初
“人之初”耳熟能详，其实所有事物都有“之初”，下面便来谈谈中国的自来水之初。
抗战前长沙城里没有自来水，井水咸苦，饮用得买河水，也就是卖水夫从湘江里挑上来的水，须以明矾净化。若是买“沙水”（南门外回龙山下白沙井的水），那就贵得多。
北京人过去买“甜水”饮用，也须付出高昂的代价。王渔洋诗中写道：“京师土脉少甘泉，顾渚春芽枉费煎，只有坛石甃好，清波一勺买千钱”，可以为证。但即使是用“甜水”泡茶，茶杯“三日不拭，则积满水碱”。难怪已故的邓云乡先生要在《北京乡土记》中感叹：“当年吃口好水是多么不容易啊！”
北京的自来水到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才开始筹办。上海因为有租界，市政建设走在前头，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即有英商组织自来水公司，三年后静安寺到东门一线便开始供自来水了。后来，人们便将这看成中国的自来水之初。
最近翻看清人欧阳昱的《见闻琐记》，才知道同治末年（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三）南京便办过“转江水入城，分数百管遍达”的自来水。虽然这只是为了解决“江南贡院”一万一千多间“号舍”的饮水问题，仍可视为中国城市中的自来水之初。
贡院是当时各省逢”子午卯酉”（三年一次）举行乡试（考举人）的地方。每试三场，每场三日，入场后即封门，内外交通隔断，一人一间号舍，食宿均在其中，食物是装入“考篮”带进场的，饮水却不能不就地解决。
《见闻琐录》的作者是江西人，他，江西贡院位于东湖旁边，“湖水不流，一城污秽皆聚其中。闱中井皆湖水渗入者，以其水烹茶，入碗中，碗面有黄油一层，其味咸，饮之令人腹痛”。士子入闱，在沉重的考篮之外，还得带上一个满盛河水的竹筒，但此水“一日即尽”，第二第三还得喝井水，三场下来，很少有人不生病的。
江南贡院比江西贡院规模大得多，情况同样是“井水秽极，士饮多病”。《见闻琐录》，梅启照（岩）到南京当藩台（主管全省民政财政）后，下决心改善贡院饮水条件，办法是“转江水入城，院墙外设东西两台（水塔），安两锡管，分灌入墙内，复分数百管，遍达号舍，自是士不饮井水，颇便之”。这里叙述得简略了一些，但江水先“转”到“东西两台”上，再通过“锡管”直送到每个号舍，供给上万名士子饮用，已经是自来水的雏形了。江南贡院遗址如今叫朝宫，乃是南京一处旅游热点，听那里陈列有科场考试的史料，这件事其实也可露露脸。
梅启照在南京做了几年藩台，光绪三年（一八七六）升任浙江抚台，旋即入京任兵部侍郎，光绪七年又出任东河河道总督（制台），提升之快，明他是有治绩的。在江南贡院首创自来水设施，也可算是他的一桩治绩。他后来因王树汶案办理不善被革职，回南昌后，还建议当地照南京的法子“转水入闱”，但下台后的话没有人听，“当道托以无费辞，遂无如之何矣”，这却是后话了。
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十三、谈集句为联
《梦溪笔谈》王安石“始为集句诗”，《蓼花洲闲录》则“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元丰间王文公益工于此，人言此自公始，则非也”。
《笔谈》和《闲录》都是宋人笔记，所“国初”即是宋初，王文公即是王安石。宋神宗元丰年间（一〇七八至一〇八五），本是王安石的创作高峰期，而石曼卿比王年长二十七岁，宋仁宗康定二年（一〇四一）便死去了，看来“始为集句诗”的人该是石曼卿。
《闲录》石曼卿“以文为戏”，举出了他所作的一首集句诗《下第偶成》：
年去年来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
仰大笑出门去，独对东风舞一场。
这确有一点自我解嘲、游戏人间的味道，句子则是从秦韬玉的“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李白的“仰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等前人诗句中“集”得的，而原作却并没有此种情调。石曼卿将别人的诗句移花接木，重新组织，便成了发泄自己牢骚的另一首新的诗。“集句”的特点，正在于此。
石曼卿的手迹不复可见，我却有幸见到过梁启超集句而成的一副对联的原迹，云：
一晌销凝，帘外晓莺残月；
无限清丽，雨余芳草斜阳。
上联的上下两句旁各用字注出“高竹屋《庆宫春》”和“温飞卿《更漏子》”，下联的上下两句旁则注出“周清真《花犯》”和“秦少游《画堂春》”，明这四句是分别从高、温、周、秦四人的词中集出来的。集句的组成和书写，本来应该依此格式，不然的话，像我这种腹笥贫乏的人，便不晓得“一晌销凝”是高观国的句子，《全宋词》中也并没有收入这首《庆宫春》。
集句为联集得特别妙的，如《楹联丛话》卷十一所举的题酒家楼：
劝君更进一杯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用李白对王维，《将进酒》对《渭城曲》，本就旗鼓相当；“君”对“尔”，“更进”对“同消”，“一杯酒”对“万古愁”，又如造地设，难怪《丛话》称其“可谓工绝”。
又如《两般秋雨庵随笔》记阮云台宫保于江西百花洲集一对云：
枫叶荻花秋瑟瑟；
闲云潭影日悠悠。
它“既切西江，又合风景，而成句又在人人意中口中，所谓文章本成，妙手偶得之也”。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和王勃在滕王阁上的故事下闻名，将他二人作于江西的警句集成一联，来题咏本地风光，又对得如此之“工”，称为妙手，也是恰如其分。
又如《江乡渔话》记左宗棠为嘉峪关“湘军昭忠祠”所集的楹联：
日暮乡关何处是；
古来征战几人回。
既切合远离“乡关”葬身异域将士的身份，集句的出处又是读过《唐诗三百首》即能知道的崔颢《黄鹤楼》和王翰《凉州曲》，也可算是集得极好。
集句并不限于从诗词中取材，《浪迹丛谈》介绍过一首江山船（富春江上带“色”的游船）上客人留题的联语：
游目骋怀，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赏心乐事，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集的便是《兰亭集序》和《牡丹亭》里的句子。
题江山船，属于游戏；但大多数集句，却是能派上正经用场的。《扬州画舫录》记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建造的景点“渔舟屋”，那里有一副集杜（甫诗句）联：
水深鱼极乐；
云在意俱迟。
就是供“御览”的大作，挂在”渔舟屋“，也确实比原来《秋野五首》的“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和《江亭》的“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更加合适。
集句本来可以集同一个人的句子，集陶集杜者历来很多，但绝不可以用现成的对句。有些地方将“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和“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写了挂起来，那就不是集句为联而是抄录诗词了。
二○○六年七月十一日
十四、助哭和代哭
马大帅为了挣钱，到办丧事人家“干哭活”，跪在打谷场上呼抢地干嚎，眼泪却无半点。来自农村的保姆，她们乡下死了老人，也会请来代哭的，只是哭得不如马大帅精彩，“有这么多人看”。
清朝咸丰丙辰年间，汉军旗人福格写了部笔记《听雨丛谈》，卷七有一则“助哭”，的也是哭丧，不过哭者乃是至尊的皇帝。“至尊亲临大臣之丧，或望衡（门）即哭，或见灵而哭，各视其臣之眷也（因大臣生前享受的待遇不同而有所区别）；哭毕，祭酒三盏，既灌（以酒洒地），复哭。每哭，必有中官（宦官）助哭。虽列圣大事，亦有助哭之宦寺等辈；一人出于哀切，众人出于扬声，闻之自有别也。”“出于扬声”，译成白话便是，目的只在于让大家都能听到。这种“出于扬声”的助哭，便和马大帅式的并无半点眼泪的干嚎无甚区别了。
《丛谈》记旗人丧礼云：“属纩（换衣）、成殓（入棺）、举殡（送葬），则男妇（子媳）擗踊（捶胸顿足）咸哭；朝晡夕（早中晚）三祭，亦男女咸哭。男客至，客哭则孝子亦哭，不哭则否；女客至，妇人如之。”广东汉人丧礼，则“客一登堂，丧家男女同声举哀，且以妪婢助哭于内，其声不绝，客则弗哭也”。看来旗人做吊客更不容易，汉人则守古风更认真。
《丛谈》又引证《周礼·丧大记》，古时“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这“代哭”也就是“助哭”。《礼记》和《仪礼》对主人主妇何时哭，如何哭，是抚尸而哭还是跳起脚哭，都有十分详细的规定，若要严格执行，是相当费力的，超过了一般人能够承受的限度，故不能不令人代哭。《仪礼·士丧礼》“代哭”下原注：“代，更也。孝子始有亲丧，悲哀憔悴，‘礼’防其以死伤生，使之更哭，不绝声而已。”这时的“哭”，已经成为一种礼仪行为，而不是自然的感情宣泄。所以，旗人的男来男哭女来女哭也好，汉人的男女同声妪婢助哭也好，都只是“行礼如仪”，不可能也用不着人人时时动感情流眼泪的。
专制宗法社会不承认个人的主体地位，总要用礼法来规范和控制个人的行为。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人，养成了压抑和克制的心理习惯，对于礼教必信必从，连哭都得“一切行动听指挥”。历史上也曾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丛谈》引《南史》云，王秀之遗令曰：“世人以仆妾值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情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又引《王阳明年谱》：“父卒，久哭暂止，有吊客至，侍者曰宜哭，先生曰，客至始哭，则客退不哭，饰情行诈也。”但这两位姓王的观点一直不能成为社会的共识。
《丛谈》作者的态度，也是赞成助哭，并且主张吊客也要哭的，所以一再提到《礼经》，谓“此礼行之已久”，不同意王秀之和王阳明。还：“今京师吊丧者，直以哭为吊礼，并不计涕之有无，人多笑之；然《文》云，哭，哀声也，有其声而已矣，哭为哀礼之文，哀者固哭，不哀者亦当袭其文也。”事实上在助哭和吊丧的人群中，哀者固有，不哀者必更多，哀声不能不作，涕泪却未必会流，当然就只能“有其声而已矣”，学马大帅作干嚎。
讲到这里，不禁想起另一则故事：某大官的母亲去世，下属前往吊唁，大官披麻戴孝放声大哭，下属则陪哭如仪个个干嚎，只有某人真的泪下如雨。事后有人问他：“何得此一副急泪？”答道：“见到老太太丧事如此风光，想起了不久前凄凉死去的我的妾，眼泪忍不住就下来了。”这故事可能是哪位促狭鬼编出来的，但也只有在人身依附盛行、主从关系为重的社会里，才编得出这样的故事来。
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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