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2年12月16日至21日。
地点：广州珠江宾馆。
背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经与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协商，其第四届四次全体委员会在广州珠江宾馆召开，而作为中国侨联机关刊物《海内与海外》杂志主编的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参加此次会议的成员。会议期间，作为“东道主”的广东省侨联安排了不少活动，诸如为即将拔地而起的广东省侨联大厦奠基和参观位于中山大学的永芳堂等就是例证。就是在这次奠基和参观永芳堂的活动中，我与陈青山先生相识了。
在此之前，由于我是从空军政治部文学艺术创作室转业到中国侨联工作不久，加之先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时间，两年前方领衔创办《海内与海外》杂志并担任主编。在过去召开的侨联换届会或全委会上也见过陈青山，依稀知道他是归侨，并还是个“将军”，卸甲后担任全国侨联以及广东省侨联的顾问，但彼此见面只是礼貌地点点头寒暄一下而已，并未进行过近距离的接触。
可是在这次奠基和参观永芳堂过程中，我们不知怎么就鬼使神差地到了一起，并且颇有些相见恨晚似的。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席。我们两次相遇，不能不说有一种缘分。抑或其知道我也算是个老兵（余在空军部队二十八载），现如今担任《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的主编，所以他一面问我过去在什么部队当兵，一面则夸奖《海内与海外》杂志办得不错，说他很喜欢看，并盛邀我抽时间到他住的房间坐坐。我立刻表示“一定去”。
当晚，我便根据他告诉的房间号来到其在珠江宾馆下榻的寝室攀谈。嗣后，又利用两个晚上，聆听他谈苦难的童年和在异国他乡的遭际以及在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和在“浩劫”年代蒙受的不堪回首的灾难，等等。
于是，便应运而生了下面的三次采访笔录。
第一次采访笔录
笔者：陈将军（侨联的领导都这样称谓他，我也这样因袭之），我第一次见到您就觉得您是个地道的军人！
陈青山：啊，你怎么看得出来？是对号入座呢，还是属于自己的判断？
笔者：当然属于后者。
陈青山：那你是怎么判断的？
笔者：一来我也曾是个军人，军人对军人自然有一种心有灵犀。还有，就是在您的言行中显示着一种军人特有的气质。而这种气质，没有经过严格军旅的磨炼是难以形成的。
陈青山：看来，你的确是个军人。哎，咱们怎么谈？
笔者：那就采取顺时针的办法，从您的生平开始，怎么样？
陈青山：行。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粗线条地谈个大概。
笔者：我也只能记个概略。
陈青山：我是1919年10月11日出生在福建省惠安县洛阳乡陈埭村一个姓陈的农民家庭里。父亲叫陈憨清，母亲姓张。在我的上面，有四个哥哥。父亲是个地道的穷庄稼汉，母亲身体瘦弱，所以我们家穷得是月当灯，风扫地，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父亲为一家人活命，那年带上我十几岁的大哥，飘洋过海，到马来亚的槟城当苦力。家中剩下我母亲，怎么养得活几个孩子呢？结果，我的三个哥哥相继病死，母亲也因过度悲伤而撒手人寰。我父亲得知噩耗后失魂落魄地赶回来，再悲伤也没有用了，只得把我带回了槟城，决心把我养大成人，以告慰我母亲的在天之灵。
槟城是马来亚北部的一个海湾城市，由于气候温暖，一年四季花木繁茂，美丽极了。
可是，城市环境再美，对于穷苦人依然只是个摆设，我和拉黄包车的父亲与大哥住在几十个穷苦人合租的苦力间里。不久，我大哥因积劳成疾无钱医治而客死在异国他乡。一家七口，就只剩下了我和父亲。当时我才四五岁，父亲不但整日卖苦力，还要又当爹又当娘地伺候我，真不容易呀！
所以，就在我八岁那年，我父亲与一个四十多岁的姓张的妇女结婚了。我的继母带来一个六岁的女孩，名叫亚向。我的继母特别贤惠，是个地道的良家妇女，对我像她亲生儿子一样疼爱。
我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他不愿再让我这个他惟一的儿子“打赤脚”（意为卖苦力），所以先叫我读了两年私塾，之后转人中华中学小学部。我十六岁小学毕业，考入在马来亚颇有影响的华侨子弟学校钟灵中学。
钟灵中学治学严格，有铁纪一样的校规。如尊重师长、勤于学业、刻苦耐劳、以礼待人、主持正义、清洁卫生等等，无不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记得在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中有句戏词，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说应该加上“穷人的孩子也知道读书的金贵”。我从读私塾时就明白，父亲当牛作马一样地拉黄包车供我读书，多不容易呀！我要是不发奋努力，岂不是大逆不道？所以，我谨记宋朝大诗人苏东坡的教诲：“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还有朱熹的名言我也记得非常牢固：“读书心在书，为事心在事。”因此，我的学习成绩无论在哪一个年级都是拔尖的。
在我考入钟灵中学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我国的东北地区，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举行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此刻，我和许多进步学生，成立了读书会，当时就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
笔者：校方不干涉？
陈青山：不干涉。当然，我们学习这些革命书籍，是打着“读书会”的幌子。
笔者：那政府当局呢？
陈青山：当时也不怎么管。这也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不得人心。此外，我们还参加一些华侨社团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第二年，我就在学校光荣地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并且还担任了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我国的狼子野心暴露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国内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高潮，马来亚的华侨策应国内反侵略的声势也很大。陈嘉庚先生发动侨界上层人物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东南亚国家形成几十万人的浩大队伍，可谓波澜壮阔。我们学校也成立了“抗日救国服务团”，我被推举为团长，利用多种形式进行了募捐活动，将募捐到的钱汇到香港廖承志办事处，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战争。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和几个同学代表马来亚的学生“抗敌后援会”到新加坡参加在那里成立的“全马学生抗敌后援会”。
笔者：您参加这些革命活动，您父亲知道么？
陈青山：不能叫他知道。因为谁都知道当时马来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白色恐怖还是挺严重的。要是叫我父亲知道了，他肯定会很不放心。
我这次和几个进步同学去新加坡开会，还采取骑脚踏车的方式，一个是想沿途可以向各地学生宣传抗日活动，另一个是想与当地学校举行篮球和乒乓球赛，以广交朋友。
笔者：这么说您在体育上很有天分？
陈青山：天分谈不上。但当时我的乒乓球打得的确不错。
我们行一路，比赛一路，打遍各地无敌手。为此，当地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等报纸成版成版地宣传报道我们赢球的消息。
这次在新加坡参加成立“全马学生抗敌后援会”，结识了不少后来都有一定影响的人，如新加坡的彭光涵等。
笔者：彭光涵我认识，他担任过中国侨联第三届的顾问。
陈青山：对。我们从新加坡回来以后，除了学习外，由于我担任马共槟城市的常务，并任槟城学生抗敌后援会的总负责人，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开会、演讲、写材料，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当时虽然很忙，由于精力充沛，我还忙里偷闲地写了一篇小说，名叫《黄包车夫》，发表在当时由洪丝丝担任《光华日报》副刊主编的名叫《槟风》的版面上，并得到他的好评。
笔者：是担任过中国侨联第二届、第三届副主席的那个洪丝丝吗？
陈青山：是他。
笔者：这篇小说是您的处女作？
陈青山：是处女作，也是“封笔”之作。因为，在这之后再也没有时间写小说了。随着抗日救亡的活动日益拓展，所面临的风险也就越来越严峻。
就在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睡觉。到了半夜时分，外面突然响起“啪啪”的敲门声，随之暴发出狼嚎似的吼声：“开门！”
“谁呀？”我父亲不解地问。
我一听声音不对，知道凶多吉少，但又怕叫父亲、继母还有妹妹亚向担心，所以一面安慰地讲“没事儿，我去开门”，一面赶忙穿好衣服，做好应急的准备。
门开处，只见三个气势汹汹的英国警察不由分说，进屋就东翻西找，结果从一个皮箱里翻出几张我几个月前没有散发完的传单。一个警察马上用手铐铐上我的双手，连推带搡地把我带走了。尽管我的继母和亚向哭喊着向英国警察求情，但警察是当局的狗，他们怎么会手下留情呢？
第二天我被押上审讯室。审讯的程序和如今法院的审案差不多。问我叫什么名字，哪个学校的，搞过什么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等等。我呢，有的如实回答，有的是一问三不知。尽管主审官目光咄咄逼人，不时还凶相毕露，由于我抱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心态，从容应对，无懈可击，所以最后他们只好放了我。
当我回到家中，看到父亲因我被捕而连急带吓，病倒在了床上。我反复安慰他老人家，说是警察抓错人了，才使我父亲放心了。
可是，当我到了学校，大概是校方得到政府当局的指令，强行把我除名了。我虽然很愤懑，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先失学在家，帮助继母和亚向料理咖啡铺子，同时积极找工作，并取得与党组织的联系。
几个月后，我被应聘到一所叫日新的小学当教师。
可是，我在这个学校没工作多久，却被校方无端地辞退了。
我没有找校方去问为什么？其实我心里明白，这还用问么？我常常给学生们讲抗日救亡的思想，还能不被校方看作是搞“赤色宣传”？
我又一次回到家。父亲因为嫌我不听他的话，与政府当局作对，气病交加，已经病入膏肓。我跪在父亲病榻前，一遍又一遍地向他诉说国内的父老乡亲怎样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杀害和奴役，讲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不帮中国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能靠谁？我父亲从骨子里并不反对我支持抗日，只是觉得我还是个孩子，又在异国他乡，身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自己连饭碗都保不住，还能谈得上怎么去抗日？我知道父亲的说法也是实情，不能说不对。可是，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在人党的时候曾庄严宣誓，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怕流血牺牲，今天遇到些挫折怎么能打退堂鼓呢？古人讲：忠孝难以两全。眼下，我对此有切肤之感呀！
到了1939年的年底，党组织通知我，要我马上离开摈城去新加坡。
后来我才得知，我已被英国殖民当局列入准备逮捕和镇压的黑名单。党组织为了保护我，同时也需要我到新加坡去开展新的工作。
我知道，我此次离开槟城，很可能是与父亲的诀别。所以，我再一次跪在父亲面前，想起父亲一辈子当牛作马，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苦拉苦拽地把我拉扯成人，再苦再难也叫我读书，心酸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我急忙用手捂住脸，瀑布般的泪滴沿着手指缝滚落。我的继母劝我不要伤心，说你爸爸就剩下你这么一个儿子了，他是不愿意你离开他，也怕你在外面闯荡万一有个好歹，他更活不成了。我止住哭，但知道自己肯定要悖逆父亲的意愿离开他了，便声音喑哑地求得父亲饶恕地说：“爸爸，儿子这次非走不可了。您放心，我以后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或者遇到什么不测，我都会对得起我们的祖国，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您养育我一场。爸爸，原谅儿子不能守在您身边尽孝了，以后只要有可能，我会尽一个儿子的孝心，抚养我的继母的。”
我诉说完，拎起手提包，头也不回地跑出家门。我所以不敢回头，是怕看到病床上父亲那奄奄一息的病容和继母那凄楚的泪眼，同时也怕我的心会因此而疼痛得受不了，两条腿失去离开重病之中的父亲的力量。
我到了新加坡，担任了星洲总工会的宣传部长，并兼任马来亚总工会创办的《前锋报》的主编。
比起槟城，新加坡华侨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很有气势，力度也大得多。在这热火朝天的氛围中，《前锋报》发挥了很好的鼓动作用。
可是，新加坡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越热烈，敌人就越害怕，我们面临的危险也就越大。
就在五月份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个叫江田的同学睡得正香，不知不觉间被英国警察包围了。我们刚要往外跑，英国警察的枪口已经对准了我们。英国警察用手铐铐上我们以后，又在房间里搜出了工会活动的一些证据。
我们暗暗叫苦：这可是铁证如山呀，想不承认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也不行了。
当时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对“政治犯”处罚很严，不但要坐牢，而且还要被驱逐出境。
不过，面对侦探局的严厉审讯，我就是认准了一条：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要叫我承认有罪，不可能！
所以，不管英国当局的人怎么声色俱厉，怎么张牙舞爪，怎么穷凶极恶，怎么咆哮如雷，甚至我的胸口被一个野蛮的英国警察用皮鞋踢伤了，我就是一副“铁嘴钢牙”，什么都不承认。
最后，我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狱。
进到监狱里一看，原来里面关着我们许多同志。其中有我认识的杨少民等。杨少民过去是马来亚共产党的常务，他在槟城当过市委书记。此外，还有一些过去不认识的同志。
我到监狱的当天就得知，监狱里也成立了党支部，杨少民就是支部书记。随后，我被增补为支部委员。
在监狱里也不忘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也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除了组织党员学习外，还组织其他犯人向监狱里的“人狗”即英国的狱警做斗争。
我在监狱里被关押了整整半年时间，就出狱了。
不过，这不是无罪释放，还我自由，而是将被驱逐出境。
使我庆幸的是，在离开监狱前，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就派人给我们这批共产党员带来了新的党组织联络的地址和暗号，还提供了一定的路费，使我们备感温暖。
这是1940年12月底的一天，我们被荷枪实弹的英国警察押上了一艘轮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马来亚，开始了新的征程。
笔者：他们这是要把你们驱逐到哪里去？
陈青山：香港。
笔者：香港不是也被英国人盘踞着么？
陈青山：是呀。但香港只是英国的租界地。日后，他们还要归还给我们的。
笔者：对对。不过，要不是清朝的昏庸腐败，帝国主义弱肉强食，香港也不会被英国以租借的名义强行侵占。后来只有弹丸之地的小日本，也居然在我泱泱华夏大地恣意践踏，横行霸道。
陈青山：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悲剧。皇帝要是昏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要在水深火热中煎熬。
笔者：您到了香港，等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情况会好一些吧？
陈青山：哪里。我们到了香港，蒋介石刚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屠杀了大批新四军的指战员，连北伐名将叶挺都没有幸免，被蒋介石关了起来。所以，香港局势十分紧张。国民党知道，我们被遣送到香港的这批青年，都是爱国者，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能对我们不严加防范吗？
笔者：那您岂不是出了狼群又入虎穴了么？
陈青山：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由于蒋介石又掀起了反共高潮，共产党在香港办事机构的处境很困难。所以原来马来亚党组织给我们提供的联络地址和暗号也不管用了，再加上我们刚刚回国，两眼一抹黑儿，不久便被国民党骗到位于广东省最北端的乐昌，那里有一个集中营一样的“华侨训练班”。
笔者：这个“华侨训练班”都干什么？
陈青山：洗脑筋。
笔者：洗脑筋？
陈青山：对。成天灌输国民党的所谓“三民主义”，咒骂共产党是什么洪水猛兽，什么要共产共妻，等等。
笔者：他们兜售这一套有市场吗？
陈青山：有。毛泽东主席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在我们这批华侨青年中本身就有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缺乏区分者，再加上负责训练班的头头们的威胁利诱，极少数人还是被他们拉下水了。
笔者：那你们这些共产党员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
陈青山：可不。这个训练班的头目都是国民党的铁杆，所以他们各种手段都会。什么收买呀，瓦解呀，盯梢呀，窃听呀，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训练班虽然不像监狱一样高墙壁垒，但失去人身自由的程度与在牢笼没有多大区别。
笔者：那您是怎么脱离这个训练班的？
陈青山：是偷着跑出来的。
笔者：您不是说没有人身自由吗？
陈青山：那就凭我们的聪明才智了。
笔者：偷着跑的过程一定像如今的惊险影片，很刺激。
陈青山：差不多，是够惊险的。要是拍摄成电视剧，一定会扣人心弦。
笔者：那您就稍微详细说说。
陈青山：我们几个共产党员到了乐昌“华侨训练班”不久就打起逃脱这个牢笼的主意。衡量来衡量去，认为只有到乐昌坐火车才是惟一能够达到目的的办法。可是怎么才能让训练班的头头同意我们去乐昌县城逛街和采购东西呢？于是，我们就发动大家抗议，说训练班是监狱，是集中营，是不拿我们华侨当人看。训练班的头头矢口否认。我们就质问，为什么连我们想到县城买点日用品都不允许？他们被质问得哑口无言。
《孙子兵法》中讲：“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所以，我们也给训练班的头头制造一些假象。比如，我们大都表现出像阔家少爷，放浪形骸，不拘小节。我就装出像个纨绔子弟，有空就吃花生，嗑瓜子，还偶尔叼支烟，一副浪荡不羁的样子。其目的是麻痹他们，让他们觉得我们这些人过去争取进步那只不过是心血来潮，其骨子里吃不了苦，干不成什么大事情。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训练班的头头终于允许我们可以利用星期日到乐昌城逛街去了。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
于是，我们几个骨干密谋了一番，决定四个人先逃走，其中一个就有我。
星期日一起床，我们心里虽然很紧张，但外表却装得与往常一样，该开玩笑还开玩笑，该吹口哨还吹口哨，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