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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是费迪南·保时捷博士的崇拜者。我的一位读者朋友也是个旧车迷，他把自己收藏多年的那辆保时捷356借给了我。这辆车是一九六二年版的，是博士的孙子在新一代车型上市之前推出的绝版车，是最后一辆356，是一辆异乎寻常的好车。
这位朋友在斯德哥尔摩开了一家很大的餐厅，有足够的闲钱来玩这个烧钱的爱好。他听说我还没有坐过356，就慷慨地把他全套的行头也一揽子借给了我，包括参加意大利老爷车拉力赛和一千英里耐力赛时穿过的皮夹克、贝雷帽。他得意地说，穿上这套行头，你就可以大模大样开着这辆车去丹麦兜风了。
二〇〇三年春天，一位住在德国斯图加特的保时捷迷，想抛售一辆成色非常好的356。拥有一辆356是他少年时代的梦想，于是他毅然去参加了拍卖，结果一举获胜，如愿以偿，圆了自己的梦。
中标之后，他到遥远的斯图加特去提车。他亲自手握方向盘，从德国出发，穿过丹麦，跨越刚开通不久的厄勒海峡大桥，最后回到了斯德哥尔摩。他驾车横穿波罗的海，沿途的风景非常壮丽，他也向我推荐了这条路线。他告诉我，那辆356刚刚精心保养过，车型虽老，但跨越厄勒海峡大桥走个来回还是不在话下的。
我的名字叫海因里希·冯·莱恩德尔福·舒坦因奥尔特。顾名思义，我生在波兰的玛威尔泽，此地以前是德国的领土，我认为自己是纯正的日耳曼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我在德国圈里干了半辈子科技记者。
因此，我对德国创造的科技产品有一种本能的激情。每当我耳闻目睹，二次大战中，特别是末期纳粹德国推行的疯狂科学家体制，以及其创造出并经过检验的确行之有效的各种科研成果，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血脉偾张。
奥斯维辛集中营那种世纪罪孽，也令我感到触目惊心，我认为作为德国人是要忏悔的。我对那些东西深恶痛绝，没有半点兴趣。但另一方面，对德国人的那股近乎痴狂的刻苦钻研的钻劲儿，我还是佩服的。
实际上，我真正佩服的，还是费迪南那样的人物，还有他创造出的保时捷那样的高性能机械。所以，对同为德国人的这位旷世巨匠，我的内心常怀一种伤感，并立志步其后尘。同为德国人，我从小就觉得自己和他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不是亲戚而胜似亲戚。
毋庸置疑，他是一位天才的工程师。他的才能，总能使其放眼前瞻二十年，而且既客观冷静又灵活实际。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些超前的设想，世人往往认为是痴人说梦。
费迪南的才略和灵感与希特勒这位癫狂的“领袖”有过一个时期的交集，但最终结果是费迪南上了这位“领袖”的当，被忽悠了。不仅如此，战争结束后，他成了战犯，被押送到法国关押起来，饱尝了命运给他带来的不幸。
费迪南没有为纳粹造过一件武器，至少没有主动参与过，既没有造过枪炮，也没有设计过战机或坦克。他研发的不是豪华的大型汽车，而是那种利用空气动力的空冷后驱发动机的轻量小型车。这也恰好迎合了德国民众的需求，圆了他们多年的梦。希特勒却利用这一成果，制定了取悦民意的政策，付诸实施，最终从民用车生产线上生产出了军用吉普车。这种车采用了后驱发动机，因此它的发动机很难被枪弹击中，空冷系统使其在激战情况下也无需冷却水，堪称理想的装甲运兵车。
希特勒也曾直接委托他搞虎式坦克的设计。费迪南设计出了创新型的自动变速的坦克。这种坦克，利用柴油发动机发电，再以电驱动马达，进而驱动全车。该坦克的操作简单易学，但速度较慢，被认为达不到实战要求。最终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控制大气污染和保存石化燃料的手段备受注目，混合动力汽车应运而生。阿波罗登月时使用的月球车就是当年费迪南构想的混合动力车。
当前，全世界的汽车行业正在逐渐向这个动力方式发展。这项技术领先的国家，目前就是当年的同盟国日本。费迪南在当年的体制下，已经预见到七十年以后的未来了。
费迪南的儿子费里，筹措了保释金，把父亲从法国赎了回来。在父亲被关押的日子里，为了营救父亲，他和他的得力助手卡尔拉贝一起，用军用吉普车的零部件组装成了跑车，这就是那款保时捷356。
这款车是一九四八年费迪南回到德国那年呱呱坠地的。其后，他们在奥地利的格明德小镇人工生产了二十辆，开启了战后的著名品牌汽车“保时捷”的新纪元。
我穿着皮夹克，戴着贝雷帽，一个人驾驶着这辆历史厚重感十足的银色名车，离开了斯德哥尔摩，经过五个小时，到达了赫尔辛堡海边。
驾驶356的确很爽。此前，我曾经驾驶过911、944、928几款博克斯特车。跟这款堪称雏形的356相比，都有些不同。这款车空冷发动机发出的粗犷音乐颇似911款，但动力要小很多，明显有老款吉普的感觉。可是经过我的这位朋友的精心修整，根本听不到老款车那种底气不足的隆隆杂音。
这种老款车存在通病，不停车挂不上第一档。第二档的齿轮传动范围也很窄。从第三档到最高档的稳定性很好，扭矩很大，速度也很快。七三、七四年型的911款提速快，常使人紧张出汗，相比之下，356款的加速沉稳，开起来心里也踏实，操作起来也很舒服，高速定速行驶，更胜一筹。不过，它的瞬间提速不及911款，但驾驶起来更感沉着。总之，这些操控我都已经烂熟于心。
一个小时下来，因为是老款车的缘故，一路上引人注目，加上我在操控上大显身手，又是在韦特恩湖畔，这把真让我过足了兜风的瘾。
以前我有个叫艾根麦卡特的朋友住在赫尔辛堡。有段时间，他住在城里的一座小公园里。时隔很久，我又来到这座公园，从这里又来到海边，俯瞰厄勒海峡。那天夜里，我住在了山间饭店里，从这里能够眺望到海峡。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餐我离开了酒店，沿着海峡，一路南下，直奔马尔默市。早上晴空万里碧海蓝天，延绵细长的厄勒海峡波光粼粼，又是一段神清气爽的兜风旅程。
没多久，厄勒海峡大桥便展现在了我的眼前。我是第一次驾车通过这座大桥，也是第一次从陆上的这个位置，眺望这座大桥。远处绵长的大桥，坐北向南慢慢地靠近过来。如果乘坐列车的话，从内陆驶来上了桥，一头钻进铁路专用道，来不及细品这一番壮丽的风光就疾驰而过，岂不是太不尽兴了？驾车之旅则可以充分领略到这仪式般的壮观场景。
从远方望去，横跨厄勒海峡的大桥，它的绵长壮丽，真是令人震撼。这座大桥大概可以算是当今世界上连接国家间最长的跨海大桥，大桥全长八公里，从中段起潜入海中，通过海底隧道到达对岸的哥本哈根，加起来全长共计十六公里。
瑞典一侧的马尔默市，人口约二十五万，是瑞典的第三大城市。对岸的哥本哈根则是丹麦的首都，人口要多出许多，有一百八十万。据说，横跨大桥大约耗时三十分钟，关于收费标准，瑞典方面是二百五十五克朗，丹麦方面是二百三十克朗。
大桥开通后，这一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丹麦是一个由大小岛屿组成的国家，首都哥本哈根就坐落在西兰岛上。大桥建成以前，桥两端分别称作西兰地区和马尔默地区。现在连接两国的大桥，以及两端的区域被统称为厄勒海峡地区，而且已经形成了北欧地区独立的文化圈。
预见到流通的变化和人口的聚集，欧洲各国的IT产业纷纷开始向哥本哈根集中，当地的人口也随之膨胀起来。其中一大部分聚集到了税金相对较低的马尔默地区。马尔默地区遂成为一座住宅城，一扩再扩。但是，不知何种原因，丹麦一侧的酒精类饮品的价格要便宜许多，所以，很少有人到马尔默市买酒喝。
大桥将近二〇〇二年才建成，这是国家的一件大事，瑞典的电视台播放了很多与之有关的特别节目。丹麦方面也不相上下。
随着大桥的开通，随之衰败的不仅仅是马尔默市的贩酒业。海峡上原有一家叫匹莱恩的船务公司，承担着海峡两岸的轮渡运输。单程四十五分钟的航程，收费六十克朗，为了与大桥竞争，降到了四十克朗。但是，尽管如此，也没竞争过大桥，最后以歇业告终。从业三十多年的渡轮船长，在结束最后一班航海后感慨地说：“这些年多少大风大浪大雾我都挺过来了，没想到今天却败给了这座大桥。”这一段采访被电视台作为特别节目播放了。
花二百五十五克朗上了桥，便开始期待已久的赏景了。波罗的海在这里形成海峡，大桥的两侧是宽广的大海，而且长长的桥延伸到一半，又没入了大海，形成了一道奇观。
我驾着这辆老牌德国名车，沿着横贯波罗的海的笔直的石路，直奔哥本哈根而去。
这个将这两个在不同的童话中养育而成的国家一桥相连的构想，是从十九世纪开始孕育的。修建一个长长的海底隧道的方案，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只能是根本不能实现的梦想。然而进入一九五〇年代，马尔默市的建筑家尹盖·普利茅特根据现有的技术水平，断言完全有把握建成这座大桥，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架桥方案。
这个方案登在了一九五三年二月在马尔默发行的报纸上，同时还登载了示意图，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西方的美洲大陆已经进入了摩天大楼时代，造这座桥也不是科学幻想。造桥计划开始了造势活动，当时年仅二十多岁的普利茅特一马当先，到处演讲呼吁。结果，这个计划并没有被广大市民接受。
五十年代的马尔默，渔业、造船、纤维等行业一派繁荣，根本不需要靠架桥来拉动经济发展。加之，造桥施工会带来海洋污染，该市的渔民肯定会蒙受严重的损失。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马尔默市的上述行业日渐衰退。造船业和纤维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马尔默的经济一蹶不振。于是，市民们旧事重提，开始重新认真地关心起当初搁浅了的造桥计划。两国商定各出一半资金于一九九六年开工造桥，历经四年施工，大桥终于竣工通车了。一桥飞架，历史上历经多次互相侵略的瑞典和丹麦被连接起来。
大桥的竣工，给这一地区的经济带来了活力，马尔默市的经济又复苏了。然而那位为这座桥倾注毕生精力的建筑家，已经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老眼昏花老态龙钟的老人了。我记得，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感慨万千略带苍凉地说：
“大桥完工了值得高兴。假如在五十年代就完工的话，我们市的经济就不会衰退。而且，两市的经济肯定能取得长足的发展。”
桥架得迟了一个时代。老建筑家说这番话时无奈的表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迎着徐徐的海风，驾着356在跨海大桥上奔驰着，我联想起保时捷博士。这位天才的匠人费迪南·保时捷大师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感受。他坐在儿子的车里满怀屈辱。从法国监狱踏上返回德国的途中，两人在高速公路旁边小歇。他看到公路上后来居上的，竟然是二十年前自己设计的、如今已经大量生产的普通大众汽车。
“瞧，过来了一辆，又过来了一辆！”
费迪南用手指着一辆辆汽车，惊喜地呼喊着。汽车一辆接一辆飞驰而过，令他目不暇接，眼前的一切完全实现了他的梦想，他的脸颊上挂着激动的泪花。
如果当年奔驰公司接受了他批量生产普通国民车的构想的话，他自己也就不会上希特勒的当。小汽车的时代无疑也会早早到来。
当初，费迪南在奔驰公司工作时已经开始着手研发混合动力汽车了。如果当时奔驰公司能够理解并支持这种混合动力汽车的构想的话，恐怕现在满街奔跑的应该全是这种混合动力汽车了。全世界汽车行业将会出现天翻地覆的革命，大气污染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F1的世界，可能会因为费迪南的杰作、奥迪P的横空出世而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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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冲出海底隧道，就是哥本哈根的市区。入境时也没人要求我出示护照。我穿过古老的砖混街区，照着指示牌的指示朝着哥本哈根港的方向驶去。
靠近港口的是阿玛琳堡和卡斯特雷堡。卡斯特雷堡是一座五角形的要塞。以此为中心，沿海就是著名的长堤公园，公园的一角坐落着著名的美人鱼雕像。我将其设成了此行的目的地。因为此前我并没有亲眼目睹过这座举世闻名的雕像，所以决定亲眼看一看，然后就返回斯德哥尔摩。
我把那辆356停到了公共停车场里，然后徒步前往参观美人鱼雕像。一路上，欣赏着阿玛琳堡，眺望着吉菲昂喷泉，我悠然自得地信步走在长堤公园的海边小路上，远远地看见了一个不大的游艇码头，那里就是卡斯特雷公园。
我以前曾在画册里见过美人鱼雕像，很喜欢这座艺术杰作。我无法形容那种美感，尤其是从侧面欣赏，塑像那种侧坐的美人鱼背部曲线，总感觉有一种别有韵味的写实和夸张，能唤起观者心中一种柔情似水的温情和好感。尽管我对自己以前的妻子也曾有过这种温情的爱怜，结果是以我受到了她的伤害而告终。
进了公园，边走边找，竟然没有一下子找到那座美人鱼雕像。最后，总算找到了。也难怪不好找，原来那座大名鼎鼎的雕像，竟出乎意料地小。说起来，还不如在拉斯维加斯悬挂的那幅放大的美人鱼雕像的图片更壮观。
美人鱼安坐在离岸很近的一座礁石上，看上去感觉简直是触手可及。最具视觉冲击的是她的双脚部分，造型竟是尾鳍，即使我这样事先看过图片、有心理准备的人，亲眼目睹后都感觉怅然若失。如果毫无心理准备的话，恐怕会更失落。
这座美人鱼雕像和布鲁塞尔的撒尿男孩，还有新加坡的鱼尾狮，被人戏称为“世界三大败笔杰作”。然而，这只是世人的一种误解。这座雕像是一九一三年落成的，是以当时皇家剧场演出的芭蕾舞剧《美人鱼》女主角为原型而雕刻并命名的。那时候的嘉士伯啤酒公司第二代老板卡尔·雅阁希森看了这场芭蕾舞演出后沉湎其中，于是毅然出资，请雕塑家爱德华·艾瑞克森为其女主角塑像，并冠以“美人鱼”之名。
也就是说，这座雕像不是献给安徒生的那篇著名童话的，而是为了讴歌一九一〇年代那位同名芭蕾舞剧的女主角的。岁月荏苒，当时的初衷已经被人忘却，只剩下了安徒生美人鱼的佳话美谈。其实这不是美人鱼的雕像，而是芭蕾舞演员的。游客们误解了雕像的原意，纷纷慕名而来，一睹为快。
另外，雕像周围的景观也不尽人意。游客架起相机准备取景拍照的时候，才发觉背景竟是一片工厂的烟囱，而且旁边还有个军港。这些背景与美好童话里的女主人公简直是极不匹配。
然而，就我个人而言，并没觉得多么失望。当然这与我之前了解的背景资料有些关系，这座“小美人鱼雕像”坐落在这里，也算是情有可原，恰如其分。因为，当初嘉士伯的大老板请人塑造这座女主角的雕像时，并没指望招揽更多的人来观赏，只有来公园游玩的哥本哈根市民观赏，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也许是这处景观不起眼的缘故，尽管今天晴空万里，是个散步的好日子，但现场的游客并不多。因此，我得以从从容容地仔细观赏，内心颇感满足。起初因为雕像太小不及图片壮观，我的心里多少有些失落，但是一番细细观赏之后，我开始喜欢上这座美人鱼雕像了。
这座雕像自落成以来屡遭磨难。一九六四年四月她被“斩首”了，一时间成了没有头的美人鱼。
她曾经被敲掉了双臂，甚至被绑上了炸弹。最近一次，跨海大桥开通后的二〇〇三年九月，她再次被“斩首”，而且还被推到了海里。那段时间，慕名而来的游客只能看到没有雕像的那座岩石。丹麦的朋友告诉我，那是一名新闻记者为了创作一篇《美人鱼的悲剧》的报道而自编自导的闹剧。
如此屡遭攻击的名胜古迹在全世界也属罕见。她压根儿不涉及政治恩怨，更谈不上引起市民们的怨恨。
雕像的名望，是引发犯罪分子自我表现欲的根源。一个是位置原因，雕像就坐落在人行道的旁边触手可及，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损坏她。另一个原因是，雕像的尺寸较小极易遭到破坏。而且周围温情恬静的氛围可能也刺激了犯罪分子的嫉妒和施虐心理。但是，此前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的朋友御手洗洁曾经对我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他有一位同学叫竹市雅俊，是生物学家，发现了“钙粘蛋白”。当时我们是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这番话的。
所谓“钙粘蛋白”是指同类细胞相黏连的一种物质，它分为很多种类。细胞通过这种物质连接固化，由原来的受精卵形成细胞群，有的形成了血管，有的形成了骨骼，有的形成了皮肤或神经。这一系列各种各样细胞群的分化都离不开这种叫作“钙粘蛋白”的物质的黏合作用。
在细胞分化的过程中出现的钙粘细胞，如果与血管细胞结合，它就不会再和骨骼细胞结合。与之同理，已与骨骼结合的钙粘细胞，也不会再和血管或皮肤的细胞结合。它们只和同类细胞结合，准确地形成各种不同的器官，构成了完整的人体。
这种物质的发现充分说明：原本分散存在的细胞群，根据遗传基因的指令排列组合，形成了不同的器官，并且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人体各部位发挥作用。
在解释这些的过程中，御手洗突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海因里希，你听说过‘柏林地下协会’吗？”
我当然知道。而且，我还采访过他们，并写过有关的随笔文章，在休闲杂志上发表过。
“知道。是迪特玛尔·阿诺尔多和莱纳·雅尼克这两个人创办的那个协会？他们是一九九二年建会的，这几年不断扩大，有很多建筑家和学者都参加了。我和这两位发起人都见过面。”
听了我的话，御手洗点了点头，接着问道：
“那么，滕珀尔霍夫机场地下研究设施你也听说过？”
“嗯，我知道。”我点头称是。
滕珀尔霍夫机场位于柏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修建的，以后一扩再扩，现在其规模之大堪称世界第一。
“那就是这个协会创建的缘起。”
柏林地下协会源自迪特玛尔·阿诺尔多少年时代的梦想，也可以说，是一个少年探险家的地下探险计划。
柏林是一座从古罗马时代延续至今的古城。城市的地下遍布着无数的洞穴，还有很多看似曾被用做房间的四方形洞穴，以及地下通道和许多已经废弃的古代暗渠，另外还有纵横交错结构复杂的下水管道。
柏林十九世纪曾经是德国的首都，大规模的城市地下建设是在这个年代开始的。当时的建设基本上是铺设上下水管道、地下电缆和电话线，建设地下通道等基本城市功能设施。同时，还建造了很多用途不祥的暗渠、隐蔽处。这些设施已经被人们遗忘殆尽，如今根本没人能够准确掌握其所在位置和用途。
柏林的地下设施神秘莫测，虽然冠其名曰“不明”，但与古代没多少瓜葛。发掘出的古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东西有些无法解密并不奇怪，但是二战时期建造的很多东西居然也无法搞清楚其真正的用途。在柏林，大部分的地下设施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原来那些都是当年建造的秘密工事。地面建造的都是堂而皇之的楼堂馆所，但这些地下设施建造的年代、设计施工者以及图纸资料等等根本就没有留下，更谈不上给子孙后代作解释说明了。
当然有的设施也是用途明确的，比如国会大厦地下车站。据史料记载，这座雄伟的地下工程，是希特勒作为地铁车站下令兴建的。结果还没完工就赶上了德国战败，于是半途而废被搁置起来。这座地下宫殿，比一个普通的剧场要大得多，可以容下一个巨大的百货商场，那座标志性的巨型月台始终也没有迎来驶进站的列车。据说，在柏林地下，如此规模巨大的幽灵车站有数十座之多。
还有一说，这是当时德军建造的地下要塞，据说至今要塞里的房间甚至家具都配置得一应俱全，要塞装备了坚固的水泥防护墙和厚厚的天花板。一九八七年这里遭到了破坏，现在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水池。但是，除此之外的很多设施，都不知作何用途。
其中最大的谜团，要算滕珀尔霍夫机场的地下设施。这座设施的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防御工事之类的概念，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座地下城市，或者说是广义上的战略要塞。铺设的铁道贯穿了地下设施的中央，终点就在机场跑道的正下方。
滕珀尔霍夫机场号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场，其附属的地下要塞的规模之大在世界上也屈指可数。从其空间和铺设的铁道来看，这座地下设施的一部分有点像飞机的组装工厂。而且，有人认为，这里曾经设置了一部分军队统帅机关。
地下协会的会员们调查询问过好几位战争年代曾经在这里干过活的人。他们的证言也从侧面证实了大部分推断的真实性。在这里组装新型战斗机，完成之后再通过隧道，用货车将其运到飞机跑道的下方。这座地下设施设计得坚固无比，顶部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层，完全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要塞，可以抵御大规模的空袭轰炸。但是，里面的铁路隧道却很窄。据说，最窄处飞机机翼到墙壁的距离仅有几十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