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酒是老者，他会对你喋喋不休，把他的唠叨全部塞进你的梦里；如果酒是妇人，她会用润物无声的体恤来滋养你向往远方的梦想。
酒是召集天下的邀请函和欢迎词，酒也是闯荡世界的告别书和通行证。荟萃南北才是药都，交流四方才是药都。正如那些附片客、地黄客、茯苓客、枣皮客、陈皮客纷纷在大码头港口泊船登岸，作揖于酒旗之下，成交于酒桌之上，握别于酒醒时分，樟树的药商也要在大码头辞别那醉着的酒旗了。
大码头，原先叫上石埠码头。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由邑人筹资修建，几年后扩建成为江西第一个宏大的石砌码头。码头岸边辟有广场，全部用花岗岩铺砌，宽敞平坦，可容千人聚集，数百推车挑担者歇息候渡毫不拥挤。广场正中建有颇为壮观的望津楼，与对岸高大的知津亭相对。广场下面依托河岸建石阶三十七级，每级宽度正好适合肩负重担者的步伐。码头分四段，分别用于装卸货物、上下旅客和义渡停泊等。石阶中等距离安装铁环六个，望津楼左右各立石柱一根，皆为适应水位变化系船而设。我驻足重修的大码头上，遥望往昔的水涨水落。
醉着的江风，搀扶着醉了的人，上了醉着的船；醉醺醺的船，飘飘摇摇，随醉着的江水驶向醉眼的前方。
酒，丰富了人生的滋味。酒，也让许多的人生瞬间变得丰富、复杂和微妙。比如，因为酒，辞别便会有不同的意境、不同的心绪和不同的表情，便会有饯别、叙别、惜别、留别、阔别、诀别之别，如此等等。
我想，奔走四方的樟树药商，在离家出门前，一定要邀拢同伴豪饮一顿的，要么，与妻对饮，与月对饮，与自己对饮。因为，前路茫茫，需要酒来壮胆；因为，离愁别绪，需要酒来抚慰；而发家致富的心愿，更需要酒来灌溉它，或者，陶醉它。
民勉贸迁，是樟树人的传统。明初，樟树就有少数游医开始外出游诊，一些药农则以肩挑车推或船载方式，往来于药材产区或药商集散之地贩卖药材。有的人积累了一些资金后，即回乡开店卖药，命运不济者，便流落客地，继续以贩药糊口。明代中期，参与贩卖药材的人数渐渐增多，成为樟树经济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樟树药商大举奔走四方，是在明崇祯年间，因为天灾人祸相侵，大批农民破产，被迫背井离乡，“粤、吴、滇、黔无不至焉，其客楚者尤多”，或依附邻里乡亲习医行贾，或投身药贾之家，沦为贩运药材的苦力；即使素来殷实的农户，也因农村经济不景气，无法安居而弃农经商，或为逃避苛捐杂税而迁居外地，开店卖药。明崇祯《清江县志》载，清江知县秦镛《劝务本业歌》中写道：“贫者流离非得已，富者何为变行贾？为官尚欲辞斗粟，作客何心弃乡土。辞家转盼七八年，出门转辗数千里。不惜家园久别离，那堪道途多梗阻。陆行既怕虎狼俦，水深又恐蛟龙得。一朝疾病兼死亡，十万腰缠亦何益。吁嗟乎！上有高堂白发垂，下有闺屮少妇朱颜改，稚子成行未识面，劝君束装归去来！”其言辞恳切，令人动容，其中充溢着对药商艰辛的体恤之情，又揭示了当时外出打工贩药的，并非只是破产农民，还包括不少富裕户，隐约透露了樟树人行走四方的背景。
秦镛出任清江县知县之际，大明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夕照里的樟树景象是，盗匪横行，赋税沉重，民不聊生，因而城市萧寂，农民逃亡。在这个素有“才子之乡”、“多士之邦”美誉的地方，士人已不能安心于书斋攻读，有的被迫“窜身市籍”，改而经商。秦镛看在眼里，上任后即改革赋税以减轻平民负担，剿匪以保百姓安宁。此外，为了改变当地陋习，用心良苦的他还亲自煞费苦心编写《五劝四禁歌》，令人传唱，以抑恶扬善。其五劝者为：早完粮、公水利、务本业、行保甲、立社仓。其四禁者为：禁窝盗、禁恩子赘婿、禁好讼、禁轻生亡命。九歌传播，民风改变，百废俱举。同时，他“修梅家畲以捍水灾，新萧滩驿以安行旅，葺大德门以御暴客，建立义仓以备赈贷，釐正名宦乡贤祀典，无舛无漏，以兴教化美风俗。”所以，任期五年后，当秦镛离开清江时，“邑父老子弟云集雷呼，拥前旌不听去，或怀果提壶，追饯三百里外，依依不忍别。”
许多地方都把当地的风水景观凑成八景，以为自豪。樟树亦不例外。樟树有临江八景。其一为樟镇风帆。作为繁忙的药材集散地，这一景致无非指的是，樟树河面千帆如云、樯桅如林的壮丽图景。然而，那风既和煦也凛冽，那帆既顾盼又坚执。于是，那位秦知县不禁在《樟镇归帆》一诗中概叹——
何处千艘集井烟，屹然雄镇想当年。
只今细数归帆少，缗算应捐百万钱。
飘摇的酒旗，在眺望着归帆，数点着归帆。归帆如鸟，翩飞在天的尽头、水的尽头、心的尽头。药商一般三年回家一次，慈母倚门长叹，娇妻望穿秋水。归帆寄托着亲人的盼归之情，归帆是许多樟树人心中的吉祥符号。
尽管身后是万般缱绻，眼前是万里之遥，樟树药商仍要执意远去，他们的身影披挂着一叶叶白帆，弥散着一阵阵药香。和明末迫于生计的闯世界不同，清康乾年间，樟树药商走南闯北为的是逐利四方。这一时期，随经济迅速发展，樟树药业鼎盛，许多药商积聚了大量资金，需要谋求发展，所以，他们纷纷到各津要之地去开行设号，到著名药材产区去包山设场，采种或炮制药材。这些富商为扩大技术力量、增强竞争能力，不惜用重金聘请家乡的识药能人、制药巧匠、药工师傅和药业经纪人才，并从家乡带大批徒弟到新开辟的地区去。而那些药工和徒弟经过几年辛勤劳动，一旦积攒了资金，就定居下来，独立门户开药店。樟树当年有民谚说：“一个包袱一把伞，出门几年当老板，赤膊光腚去，长袍马褂归。”这时的樟树药商已不同于明末的“持空囊而奔走四方”，而是身裹重金或身怀绝技，通过设场炮制和设店经销方式，到产药地区或交通口岸从事加工炮制和设置网点贩运经销。
到了清同治、光绪年间，樟树出现第三次大规模的药商外出，主要原因是战乱和洪灾。为生计所迫，樟树人纷纷出外投亲靠友、从贾习药或学徒打工，成群结队避乱逃往湖南甚众，遍及湖南各地。
至此，“吃药饭”的樟树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大约到了清道光年间，樟树药商正式结帮，除樟树镇人外，还包括临江府清江、新淦、新喻、峡江和南昌府丰城县的药商，因此樟树药帮在外又被称为“江西帮”或“临江帮”。据说，药帮的正式名称于道光九年（1829年）出现在祁州药市。各地药商集资在祁州药王庙前铸造了两根铁杆，底座上铭刻捐资名单，共十三个帮，其中有江西帮，而江西帮正是以樟树药商为主体构成的。江西帮与京帮、川帮并列为全国三大药帮。省外的樟树帮以湖南湘潭、湖北汉口、四川重庆为中心据点，分别向全国各地辐射伸展，构成了全国规模的樟树药业网。
湖南是樟树人涉足最早的地区之一。樟树药商在湖南分布最广，店号最多，人数最多，几乎深入到湖南全省的所有县城和圩镇、乡村，以致湖南流传有“无湖南不成粮子（兵），无樟树不成口岸”的谚语。长沙有影响的老药店有：陈源裕、鄢福兴等。长沙坡子街长约一里，是樟树药商的汇集地，著名的老牌大药店劳九芝，上至经理下至药工，全是樟树人；樟树药商在明末到达湘潭，后来逐渐向湘省内地深入。清康熙初年，樟树东乡程坊村一个姓黄的药商在湘赣间贩运药材数十年，清乾隆二年（1737年）向官府备案注册，取得牙行经纪行帖，在湘潭正式办起药材行，专为客商代买代卖。在黄某的影响下，到乾隆四年（1739）年，在湘潭已创办了十家樟树药商经营的药材行，有四五百人之多，成为樟树药商在湖南的最大据点。此后，湘潭的药材行就―直由樟帮经营，直到新中国成立。抗日战争中，旅湘潭樟树药商达到最高峰，有药材行三十家，除眷属外有一千七八百人；清乾隆初年，聂承宗到达湖南常德，继承外祖父在东门外二铺街开设的聂元泰药店，自制自销八宝眼药、附桂紫金膏等成药。清同治年间，聂振茂号达到顶峰，在樟树、汉口、湘潭三地均设立茂记药号，在河北祁州，河南禹州，四川重庆、灌县，广东广州，浙江宁波，辽宁营口等地设立药庄，并成为祁州药市上最为活跃的生力军，因而得名“江西帮”，成为祁州十三帮之一。聂振茂药号仅常德总店就有雇员一百二十余人，年销售总额高达百万银元，纯利二十万元以上，名满大江南北。至1955年公私合营，历经八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又恢复聂振茂药号之名；走方郎中聂丹生于清康熙年间先在湖南湘乡一带行医卖药，雍正元年（1723年），在湘乡镇湘街创办聂顺兴药店，历经八代，几经兴衰，一直延续到1956年公私合营，是湘乡首屈一指的大药店。
樟帮在湖北汉口，包揽了全部药材行、栈的药材转运，成了武汉地区最有影响的药帮。在汉口经营的樟树药号有几十家，从业人员三百多人，居武汉所有药帮之首；樟树药商在四川重庆经营药材也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四川是我国重要的药材产地之一，也是樟树药材的主要货源之一。重庆是樟树药商在四川最大的经营基地。在重庆，樟树药商开设了二十多家字号，主要有裕隆恒、聂开泰、陈怀记、保安堂等。以重庆为中心，分别向成都、灌县、绵阳、泸州、宜宾、万县、南川等地发展，直到甘肃岷县和碧口；樟树药商在广州、香港设庄，始于清道光年间。初时，广东南雄、曲江一带的樟树药店于广州开分店。清咸丰、同治年间，樟树广浙药号乘洋药集中于香港之机，在广州、香港开店七八家，到清光绪年间，发展到二十余家。
在江西省境内，以南昌、吉安、赣州为中心，樟树药商几乎占领了省内的全部药材市场。南昌是樟树药商实力最雄厚的地区之一，明崇祯年间，已有樟树药商在南昌经商。清乾隆时，樟树药商聂荣在南昌磨子巷开设“金福堂”，是当时南昌较大的药店。清末民初，南昌有近四十家药店，其中著名的有黄庆仁栈，其次是樟树国药店、卢仁堂、元生药店等。吉安是樟树药商早期打入的商埠。隋唐间，樟树药商就到吉州买卖药材，明、清时期吉安更是樟树药商首选之地，后来扩展到遂川、赣州等地。民国期间，吉安城内药材行、号、店有四十余家，樟帮就有三十一家。赣州的中药业基本上由樟帮包揽，赣州城内有条街，明时称“米市街”，清代叫“樟树街”，全变成卖药的。如此等等。
樟树有俗语称“店无亲人莫开”。在各地经营药业的樟树人，多半有着亲邻关系，是亲缘或地缘的情感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客居异地的环境，更需要他们相互提携，用共同的情感砌起捍卫共同利益的营垒。樟树药帮正是这样一座营垒。这座营垒以亲情、乡谊为基石，以药德、帮规为梁柱。
樟树药帮由原临江府所属四县清江、新喻、新淦、峡江，加上樟树近邻丰城共五县的药商组成。各地组织的名称不统一，也没有统一的总体组织，各地完全独立。但是，一旦对外，各地组织之间便互相呼应，互相支持，一方有难，八方相援。例如，统一竞争步伐，通报各地行情，协调价格，调剂余缺甚或相互支持，一同采购和垄断某些紧销药材等。
数百年来，药商均以药王庙、三皇宫为活动中心，所以三皇宫习惯上成了樟帮组织的代称。江南各省，尤其是湖南、江西两省，几乎每县都建有三皇宫，其下又有各种形式的组织机构。各地樟帮的堂会组织，尽管名称不一，但其性质相同。樟树三皇宫之下，有归仁堂、守信堂、集仁堂、亲仁堂等名目。归仁堂由全体药材店、号、老板组成，守信堂由各药行的朝奉（经纪人）组成，集仁堂由各店栈房的伙计组成，亲仁堂则由各行、号、店的学徒组成。药商、药工参加了堂会才会加入樟树帮，只有入了帮才能在本帮药材行、号、店、庄工作。药帮加入堂会，都要交纳相当于一个月薪资的入堂基金。亲仁堂、集仁堂为银元五角，守信堂为银元十元，归仁堂为银元五十元。会费只需缴交一次，一次交齐。如果不加入这些组织，在药界的活动就要受到限制。例如，不入堂的朝奉不得在药圩进行交流活动，也就无法进行业务往来，甚至工作也没有保障。如果触犯了帮规、店规，则要提交三皇宫研究处理等。
外地如赣州为集贤堂，南昌为敦仁堂、敦义堂，湘潭有全美堂、崇谊堂等八堂，而以崇谊堂执牛耳，统管各堂。各地活动地点都由当地帮内药商共同集资兴建，多以“三皇”、“仁寿”命名。湘潭和省内一些地方也叫“三皇宫”，武汉、重庆叫“仁寿宫”。各堂头领，有的叫董事，有的叫首事，也有叫堂长的，起初多由各行、号轮流主持堂务，一年一换，称为“值年”。后来，头领改为由推举产生。被推举的头领多半是在当地商号有极大影响的商务活动家，也是极有经济实力的大行号老板或有威信的朝奉、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