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可以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醉，可以是一种傲然的风骨。眺望樟树的来路，我看见许多傲然屹立的背影。
又说到南宋。正是国家的多事之秋。闻知秦桧派计议使出使金国乞求和议，屈辱称臣，任枢密院编修官的江西吉安人胡铨，即以“冒渎天威，甘俟斧”的气魄，写下著名的《戌午上高宗封事》，声明“义不与桧等共戴天”，要求高宗砍下秦桧、王伦、孙近三贼的头颅，如若不然，他宁愿赴东海而死，也决不处小朝廷求活。胡铨那篇被称为“斩桧书”的奏疏一经传出，立即产生强烈反响。宜兴进士吴师古迅速将此书刻版付印散发，吏民争相传诵。金人听说此事后，急忙用千金求购此书，读后，君臣大惊失色，连连称“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宋高宗赵构和奸臣秦桧看到《封事》后，便以“狂妄上书，语出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动、劫持朝廷”的罪名，革去胡铨的官职。
胡铨有诗名《和张庆符题余作清江引图》，诗云——
痛饮从来别有肠，酒酣落笔扫沧浪。如今却怕风波恶，莫画清江画醉乡。
这首诗，似乎抒写的是作者经历风波之后欲求超脱的心境。然而，我以为，其“莫画清江画醉乡”，并非因“如今却怕风波恶”，“画醉乡”与“扫沧浪”一样，一样的义愤，一样的正气，一样的风骨。那是一个苟且偷生的朝代，那也是一个众人皆醉的朝代。不过，因为曾经“酒酣落笔扫沧浪”，胡铨便把那醉乡画成了愤世骇俗、大义凛然、催人警醒的模样。
是的，醉，可以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醉，可以是一种傲然的风骨。眺望樟树的来路，我看见了许多悠悠而去的背影。他们或拂袖而走，或大步流星，或踉踉跄跄，我无从打听行前他们是否饮酒，他们一个个是否都好饮，可是，我相信，醉乡的水土一定把共有的什么基因栽种在他们的血脉里了，要不，生于不同时代、长于不同环境的那些樟树人，怎么会强烈地表现出相似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
著名医药师侯逢丙，生于南宋嘉定年间，真可谓生不逢时。动乱不安的政治环境，颠沛流离的家庭，在侯逢丙内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从年轻时，他发愤读书，经史子集，岐黄内经，无不博览精通，然虽有匡时济国之志，却是时运不佳，加上个性洒脱不羁，更与时局格格不入。到得南宋灭亡时，侯逢丙已是六十三岁高龄的老者，报国无门，有志难酬，又耻于食元之禄，所以决心退而习贾，以医药济世度人，聊补平生未竟之愿，遂从庐陵迁居樟树镇设店制药，十余年间，一跃成为全镇药业界首户。
侯逢丙药店也是樟树药业史上的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著名店家之一。其时，元朝鼎革初定，即沿袭唐宋药政管理官制。御药院保管各地贡药，御药局负责制造汤剂，大都惠民司经管药材售卖工作，广惠司专门配制回回药物，广济提举司则制造药物，专施贫苦百姓。各路、县均设惠民药局，救济贫病。为了防止汉人反抗、误服毒药，元朝先后下令禁卖乌头、附子、巴豆、砒霜和堕胎药，禁止假冒货药。后来又规定：凡置人于死者，买卖双方都要处以死刑。并且，下令禁止玩弄蛇虫禽兽、聚众售药，违者予以重处。这些禁令有助于药材市场的健康发展，侯逢丙药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设的。
此时，樟树药市兴旺，药材店号林立，同行竞争十分激烈。为了打开局面，侯逢丙亲自筹划督促，以宋代和济局之成方，专门炮制药材，制作丹、膏、丸、散等不同剂型的中成药。一面雇人广为收购各地道地药材，一面请药工加工炮制，亲临指导，刻意求精。所制药物讲求质量，注重疗效，自己又坐堂施诊，辨证论治。遇有特殊病例需要特殊配伍，必定亲自监督炮制。因而所制饮汤成药有极强的针对性，其质量之高，销路之广，很快获得广泛赞誉。侯氏所制饮汤成药不仅销行附近州县，而且远销东南各地，夯实了樟树药业行会组织的基石，为樟树药材炮制建立了信誉。
侯逢丙豪爽慷慨，尚义好施，乐于助人。凡是贫苦百姓，无论远近亲疏，看病施药，不取分文，所以，前往他的药店求医求药者甚多。他还十分重视饮水和环境卫生，大力倡导居民多用井水，不惜重金砌堤护岸，铺设街道，整修水井壁。逢有灾荒之年，则向饥民施粥，为穷人送去衣被薪柴。樟树百姓感恩戴德，将其尊为“大善人”。
另一位生活在元中后期的樟树人杜本，应是大学问家了，不过他当时以文学知名。他喜欢宋人罗知古的诗句“层层碧嶂来无尽，滚滚清江远莫追”，因而自号“清碧”，并将自己的诗集冠以《清江碧嶂集》之名，学者尊称“清碧先生”。杜本性情内向，清静寡欲，一生淡于进取，只知闭户读书，讲求学问，“平居书册未尝释手”，天文、地理、律历、度数、医药，无不精通，又工于书法，尤精篆、隶二书。他著作等身，主要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史原》《历原》《律原》《韵原》《同义正声韵类》以及诗文集等。而《敖氏伤寒金镜录》则让他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首创辨证论治原则，强调“八纲辩证”，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并结合相色、望形、听声、诊脉。张仲景十分重视“相色”，认为“色”不仅形之于身脸和五官，而且形之于“舌”，并首先在《伤寒论》中提出“舌白”、“舌滑”之说，但对辨舌法却论载不详。《伤寒金镜录》的作者敖氏，对辨舌验证有所发展，将病舌色相分为十二图。杜本于元至正元年（1341年）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在敖氏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增删补正，将原十二舌图扩为三十六舌，每种病舌均附有五彩图帧，以舌的颜色来分辨病人的寒、热、虚、实、内伤外感，或辨明类似症的轻重缓急。全书以验证伤寒为主，兼及内科杂病和其他病症，不仅能辨证伤寒外感病的转变，而且对于杂症内伤病的虚实也可以此类推。每种病舌均记载其症候、治疗和方药，对临床施诊很有借鉴意义。《敖氏伤寒金镜录》成为我国最早刊行的、也是现存第一部图文并茂的舌诊专著，使我国的中医舌论水平有所提高，其学术价值高于《观舌心法》《伤害舌鉴》等医书。
杜本的主要活动时期，朝臣擅权，政治腐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水旱灾害连年不断，导致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农民义军席卷大江南北。目睹这一社会现实，杜本向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木上了一道《救荒策》，说：“以万事合为一理，以万民合为一心，以千载合为一日，以四海合为一家，则可言制礼作乐，而跻五帝三皇之盛矣。”忽剌木读后大为叹服，以杜本为奇才，大力向武宗推荐。武宗因此召杜本入京，但并未予任用。清碧先生原本就无意官场，不久便借故辞归，作《清江渔隐》诗以明志，曰：“山下白云缥缈，水边绿树依稀。记是清江旧隐，行人今已思归。”
回到家乡，杜本依然闭户读书写作。他性格虽内向，却好交游。读写之余，常与名士交往。虞集、吴澄、揭奚斯以及同乡范德机等许多知名学者曾慕名来访，相互酬唱答赠，交情甚笃。杜本早就听说武夷九曲的山水清幽动人，每恨自己不能亲临观赏。后来，杜本在京师偶然结识在武夷山长大的詹景仁，两人相约结伴登武夷。武夷山水让杜本乐不思归，他在九曲溪头建“怀友轩”作为隐居之所，他的许多著作就是在武夷陆续完成的。
元文宗图贴睦尔在江南的时候，就已知杜本之名。文宗登基之后，再次“以币征文”，而杜本却婉辞不就。到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左丞相脱脱又以征召隐士之名，荐诏杜本赴京，任命杜本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这时，杜本已近七十高龄，坚持不肯应诏。但朝廷使者一再表示这是皇上跟丞相的情意，再三催促他动身，不要辜负朝廷的厚望。杜本万般无奈，只好一同进京。可是一到杭州，杜本又借口生病，说是年纪大了，经受不了风尘劳累，请使者代向皇帝谢恩。待使者走后，他又回到武夷怀友轩闭门治学著述。有《题武夷》诗云：“天下名山此最奇，溪潭澄澈路逶迤。尘埃滚滚终难到，楼阁重重未易窥。况是高人能阅世，尽多胜处可题诗。十年来往追寻遍，似于山灵有夙期。”七十五岁上，杜本病逝于武夷山九曲溪畔，归葬原籍。
杜本在诗坛以精于鉴诗著称，其尚有选编遗民诗集《谷音》存世。《谷音》收录宋遗民及少数金遗民诗人三十人诗作一百又一首，鉴别极精。《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是集所录，乃皆古直悲凉，风格遒上，无宋末江湖龌龊之习；其人又皆仗节守义之士，足为诗重。”《谷音》遂成为元代诗坛的空谷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