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讲“因缘”，世间万法都是因缘所生起，凡事只要因缘俱足就容易成就，因此佛法所宣示的，就是一个“众缘所成”。“缘”并非单一独存的，每个人都是众缘中的一分子，别人给我们因缘，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助缘；人生能“随喜随缘”，并能“随缘发愿”，才能成就诸事。
“缘”之一字，奇妙无比。回忆一九四九年春天我从大陆到台湾，最初一两年之中，虽然历经到处挂着无着的窘境，但我感觉自己与台湾的信徒特别有缘。六十年来，他们帮助我创建佛光山，而我也“随缘”因应众生的需要，先后在全球五大洲开创了二百多所别、分院。
虽然在建寺过程中，由于各国文化背景、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等不同，因而遭受诸多的挫折障碍，历经无数的艰难困苦，但也因此激荡出许多温馨感人的故事。此中尤其是“佛光山荷华寺”的兴建，其背后更蕴藏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因缘，让所有见闻者莫不感受到佛教的伟大与信仰力量的神奇。
荷华寺是佛光山在荷兰设立的道场，也是佛光山在欧洲所建的多所别、分院之一。佛光山自一九九一年起，首先在法国巴黎购买了一座近五百年历史的古堡作为弘法道场，由慈庄、依照法师分任住持与监院。隔年，英国伦敦佛光寺、德国柏林禅净中心，以及巴黎、伦敦、瑞士等佛光协会相继成立，就此正式展开了佛光山向欧陆弘法的工作。
在此之前，我于一九八〇年到海外参访时，就曾到过法国巴黎；一九八八年起，更是几乎每隔一两年就到欧洲一次。期间承法国佛教会会长禅定法师邀请我到巴黎作过讲演，因此进一步与欧洲结下深厚法缘。之后慈容法师代表本山，积极到欧洲成立佛光会，成为佛光山欧洲弘法的先驱。而当时依益、永有法师二人分别在牛津、伦敦大学攻读博士，他们读书之余就近发展欧洲佛教，也深有贡献。
说起欧洲，这是天主教的发源地，人民以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为主，因此整个欧洲到处可见教堂林立，相对的，佛教的寺院则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于一些移民的华侨而言，如文学家司马中原先生所说：尽管中国人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不过每一个人的身心里，都流着佛教的血液。因为几千年来，从祖先代代流传下来的习惯，只要有了疾病，或是面临苦难的时刻，若不是称念“阿弥陀佛”，就是祈求“观音菩萨”，这是一种自然而深刻的佛教信仰。
确实如此！信仰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习惯，中国人不能没有佛教，因此对于移民在异国他乡的华侨来说，生活里如果缺少了佛教信仰的寄托，内心的空虚、苦闷，可想而知。尤其老来死后没有人诵经，更是人生最后的遗憾。曾经有一位移民荷兰的老太太，临终前一再交代儿子，务必要找个人来帮她念经，否则死不甘愿。可是在佛法不兴的荷兰，哪里去找出家人诵经呢？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一位信佛虔诚的罗辅闻居士，他是情报员出身，退休后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国城开设餐馆。当他了解事情经过后，虽然虔诚地为老太太诵了一部《普门品》，但也因此牵动了他内心潜藏已久的一个心愿，让他更加殷切感受到：荷兰需要佛教，需要法师驻锡弘法！
于是他通过一位朋友，也就是阿姆斯特丹华商会会长文俱武先生，代表侨界积极向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提出建寺申请，并获准在唐人街的公园预定地（Zeedijk），向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租借建地二百八十二坪。之后，经巴黎佛光协会会长江基民先生居中联络，表达邀请佛光山前往建寺的心意。
同年，我到荷兰云游弘法，期间由依照法师和江基民先生陪同，在罗辅闻居士于中国城开设的餐馆中，我们首次见了面。罗居士热情地带我们巡视了建寺预定地，他同时道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以及为什么发愿要在荷兰建寺的因缘。他说：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八年，就在日本投降前，当时我十八岁，身为国军情报员。有一天，在空军总司令部指派下，我和副驾驶黄沛堂少尉，驾驶最简单的‘侦察机’，准备到浙江轰炸钱塘江大桥。这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及修建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双层桁架梁桥。由于这座桥直跨钱塘江与现在俗称的‘六和塔’处，日本人借着这座桥的运输之便，对中国国民革命军及游击队造成很大的威胁和破坏，为了确保大后方的安全，决定把这座铁桥炸毁。
“就在一个冷风飒飒、万家灯火的暗夜里，我和黄沛堂少尉二人抱着戒慎恐惧的心情，趁黑驾驶侦察机出任务。我们由空军基地湖南芷江起航，往浙江飞行。那个年代的侦察机，速度不如现代的喷射机，我们飞行了三四小时后，到达浙江的上空。从高空俯视这夜里的中国土地，我们一心只想把铁桥炸毁，但绝不能误投炸弹而伤及淳朴的中国人民，于是侦察机只能低空飞行，准备俯冲轰炸。
“当侦察机顶头两枚炸弹瞬间射出后，我们看到了火光灰烟冲天，但心里并不敢确定是否已成功炸毁钱塘江大桥。二人经过商量后，决定回航再次轰炸，于是重新调头，飞回铁桥。
“不料这一回航，被日本兵发现行踪，他们以高射炮对我们猛烈射击。结果在一阵枪林弹雨中，猛然一声巨响，飞机强烈振荡，副驾驶座位被高射炮击中着火，我们只得紧急跳伞逃生。
“在降落伞着陆后，日本兵马上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我们两人只得没命地向前奔跑。途中听到“砰”的一声枪响，黄沛堂少尉应声倒下，他不幸被机枪射中而当场为国捐躯，我则在仓皇之中逃进了一座荒废的寺庙——绍兴‘东岳寺’，并且躲进一座韦驮菩萨的石雕像后。
“这时日本兵还是穷追不舍，一队人马在寺内用刺刀到处搜查，甚至用狼狗寻找。当时我心里已经不存有生还的希望了，可是没想到经过一段时间后，受过情报员训练的我，把耳朵贴在地上倾听，可以感觉到日本兵已经走出十里外了。于是偷偷出来，在漆黑一片的寺院里，摸索到正中的大雄宝殿内，在如来佛的座下找到一个角落安身，这才放心地慢慢睡去。
“隔天清晨醒来，听到围墙外有中国人讲话的声音，原来是忠勇救国军，就这样，我得救了。可是想到昨天夜里的情形，我心里感到很纳闷，于是再回到韦驮菩萨像旁，想看看昨夜何以能不被刺刀刺中。这一看，发现菩萨像是嵌在石壁上的，这样的雕刻手法连蚂蚁都爬不进去，但是何以昨夜我能躲得进去？此事直到现在，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
“这个事件过后没多久，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只是没想到国共内战却紧接着开打。随着时局变迁，我跟着军队渡海到台湾，之后于一九六四年奉派到泰国‘武官处’，担任‘副武官兼军事情报官’。接着由于美国介入越战，我又被派出任与美军合作。当任期满后，随即被调任驻越南‘大使馆’，升为‘参事’。这时越南正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我知道战争迟早会爆发，但基于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只得前往越南任职。
“出‘国’前夕，有一位在台北办理《朝明晚报》的王海涛先生，他是一个佛教徒，得知我要前往越南任职，便送了一本六公分宽、十公分长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给我。当时我对他说：‘我又不是佛教徒，要经本做什么？’王海涛先生说：‘这是护身符，你现在到越南去，难道不要平安吗？’我一听是可以保平安的护身符，便恭敬谨慎地把经本收藏起来。临行前他又特别交代我：‘来日，若是遇到危急之际，你可以诵持这部经文来消灾解难。’
“后来我真的照着他的话做了，结果在越南工作了十一年，虽然也是出生入死，却都能平安无恙，直到西贡沦陷后回台，之后又外调到欧洲荷兰，继续在中国‘大使馆’担任‘空军武官’。
“一九八九年，我奉命退役，定居在荷兰，并于阿姆斯特丹经营中国饭店。这时想到韦驮菩萨曾经救过我的命，再想到小时候母亲带我看戏，戏中有一句台词说：‘重修寺庙，再塑金身’，于是买了一尊韦驮菩萨像，供在我所经营的饭店里，一偿当年许下的心愿。后来因为生病的缘故，我决定低价把饭店让售他人，唯一的条件是‘必须继续供奉韦驮菩萨’，对方也答应了。
“在荷兰期间，我先后中风、半身不遂，甚至罹患严重的肺结核、高血压，却都能安然痊愈。不过有一次因病开刀，我的血压一度降到五十左右，始终无法回升，院方认定急救无望，决定放弃治疗。就在弥留状态中，我听到太太美珍哭着跪求医生，请他们务必要尽力挽救我。医生说：‘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但是人已经死了，还能怎么救呢，除非奇迹出现！’
“听到‘奇迹’，我太太灵机一动，想到过去韦驮菩萨曾经救过我，于是赶忙叫儿子到饭店把韦驮菩萨请回来拜。不可思议的是，原本降到五十的血压竟然慢慢回升，人也慢慢苏醒，于是我又一次从死亡边缘捡回了一命。
“经历过几十年前在绍兴东岳寺，与这一次生死危急时菩萨救护的‘奇迹’，让我对佛教信仰更为坚定，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信仰对生命的重要。这种心情一直持续地回荡着，直到有一天，突然有个陌生的中国人来找我，他想请我为他刚去世的母亲诵一部经。
“我乍听十分诧异，就问他：‘为什么要请我诵经？’那人说：‘我母亲临终前告诉我，客死异乡，没有人念经送终，是这一生难以平息的遗憾。可是荷兰没有法师可以诵经，我没有办法，只有四处打听，终于获知罗先生您身边有一部经。今日冒昧造访，是想请您到我家里为我母亲诵一部经。’
“我一时觉得很为难，因为从小到大我并没有见过出家人，对于佛教的法会仪规也一窍不通，自己平时只不过是供奉菩萨，偶尔念诵经文而已，如此怎么能为一位亡者做佛事呢？但是看着眼前的孝子，为了一圆母亲的遗愿，他的诚心真意我又不忍心拒绝，只得抱着祝福、恭敬的心情前往，虔诚地为老太太诵念一部《普门品》，完成她这一生最后的遗愿。”
罗居士缓缓叙述完这一段因缘往事后，又语重心长地说：“大师！那一刻，我真是强烈地感受到，在荷兰建寺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因为有寺院，有法师驻锡弘法，才能让远渡重洋来求发展的华侨们，乃至当地的民众有个信仰的寄托，而不至于生时心灵没有依靠，死时又得抱着没有人可以诵经祝福的遗憾而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荷兰如何能够没有寺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