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出生在农村，从小在乡下长大的小孩，十岁之前未曾走出家门十里以外的地方，不但对世间事了解甚少，对佛教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
所幸十二岁时投入佛门，在寺院里生活，不但空间比家中大得多，同住的人众也总在数百人以上，因此感觉好像一下子走进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只是寺院的规矩甚严，平时不但不准串寮，也不允许我们外出，更不可以嬉戏、游乐。甚至我还被指定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连天空都看不到，更别说室外发生的事情也是无从得悉；知识之浅陋，可想而知。不过所好的是，早晚的殿堂课诵、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以及殿堂中间供着庄严的佛陀圣像，都启发了我对佛教的信心。
我是在金陵栖霞山剃度的，所谓“六朝圣地，千佛名蓝”，只是我对这间古寺的地理、历史与现状，所知并不多，因为那个时候年龄实在太小，根本没有办法了解。
不过常住每年三月初三的春季香会，寺里总要动员很多人出来帮忙洒扫环境、清理垃圾、引导信徒等。在参与工作中，我看到来寺的红男绿女，由于这时仍属新春期间，还有过年的气氛，大家无不穿红戴绿，打扮得花枝招展。这让我眼睛为之一亮，我发觉世间还有很多像天人一样美丽的人。尤其从他们的笑容中，我感受到拜佛的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祥和、善良与朝气。我突然有所感：佛教本来就应该像这样，应该庄严，应该美丽，应该雄伟才对，而不是像我每天关在一间斗室里，过着暗淡无光的岁月。
另外，来寺的信徒们为了表示虔诚，总会携带一些物品到大雄宝殿供佛。我无意间捡到他们包装东西后丢弃的一张旧报纸，乍看之下，真是惊为天书。因为从旧报纸上，我以所识有限的几个字当中，也读懂了一些社会的动态，这让我眼界为之大开，我看到了原来外面还有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原来社会上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活动在进行着。
此中尤其报道了全民催促蒋介石展开抗日行动，号召中国青年要为国家奋斗的消息。我虽然搞不懂谁是谁非，但报纸上呼吁年轻人要为国家牺牲奋斗，让我小小心灵里忽然生起了“我也可以为佛教奋斗牺牲”的念头。
如今回想起来，一张旧报纸，以现代年轻人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却是打开了我通向世界的一扇门窗。因为一张旧报纸，我的心灵觉醒了；因为一张旧报纸，我知道自己要“走出去”，要“与时俱进”，要替佛教作一些革新与奉献。我想这时候“新佛教运动”的种子，已经悄悄地在我心中萌芽生根了，这大概也是我出家以来，对复兴佛教最早的起心动念。
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栖霞佛学院里属于师范学院所拥有的图书散落在各处。这时我们顾不得寺院规矩如何，便四处去搜集。因为参与搜罗的人多，捡拾回来的图书多达几大柜，俨然就像一座小型的图书馆。
在同学当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平时在常住的寺务工作上，一个小沙弥根本派不上什么大用场，常住的大职事于是指派我看守捡拾回来的图书。所幸有了这项任务，让我后来成为这所图书馆的管理员，并且得以饱览群书。
记得我看的第一本书是《精忠岳传》，对于书中的文字、意义，虽不能全数了解，但对岳飞的“精忠报国”，以及他的儿子岳云“双锤大闹朱家镇”，乃至他的女婿张宪，与岳飞同为抗金名将，最后却一同被奸人所害。他们的爱国情操，他们所彰显的英勇事迹，都让我看得兴味盎然，情绪高涨。
可惜图书馆中关于这类的书籍所藏不多，其他像《万有文库》及西洋我都看不懂，因此就尽量挑一些民间的通俗来看，如《七侠五义》《荡寇志》《封神榜》《隋唐演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后来图书馆里的书，只要我看得懂的，无不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几达废寝忘食的地步。
一两年后，我已经能读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基督山伯爵》《少年维特之烦恼》《格林童话集》等中外名著。这座简陋的图书馆成了我的知识宝库，我从中拥有了金玉满堂。这时我还没有学到佛法，但能看到这么多趣味横生的书籍，书中人物的忠勇事迹，影响我的人生至巨。
后来，老师知道我喜欢看这许多，严厉禁止，他要我背诵五堂功课，要我研读佛教书籍如《成唯识论》等。但因为佛学深奥难懂，找不到通俗易懂的教材可读，反而是许多中国的文史作品，引起我的阅读兴趣，也慢慢增加了我的知识、启发了我的思想。
那个时候，佛教界慢慢也有了善书的印赠，诸如《安士全书》《玉历至宝钞》，乃至《印光大师文钞》等。虽然我也登记索取，但没有看，对我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倒是后来得到一部慈航法师的讲演集，对于慈老爱教护教的热诚，我很受感动，认为值得学习。
另外，我从同学口中听闻了太虚大师的名字，忽然生起跟随之念，我想只要能为佛教奉献，即使粉身碎骨也绝不懊悔。尤其在学院举办讲演比赛时，听同学们慷慨激昂地发表他们愿为复兴佛教而奋斗的呼号，我不禁也跟着热血沸腾，恨不得冲向前去参加一份。只是徒有热情是不够的，回到现实面来看，复兴佛教的基地在哪里呢？我不知道！复兴佛教的领袖太虚大师远在重庆，也是遥不可及。但是此时我心里很清楚，“复兴佛教”已经是我们不容逃避的课题，我的双肩应该要做好担负这份责任的准备。
这时候我还在焦山佛学院就读，基本上我的知识很浅薄，不过有些热情为佛教的同学，他们都是我的善知识，如智勇法师，他的文、史、哲、佛学都好，尤其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可以比美书法大家。另外他还有一身的好武艺，而且性格豪迈，富有正义感。我当然想要追随他，但因他的个性刚直，做朋友可以，却不是我理想中的追随者。
不过，因为我们志趣相投，就联络了一些也有心为佛教奋斗的同学，如介如、慎如、普莲、实权、能培、松风、松泉、惟春等，大家虽然分散在各处，但因志同道合，因此时相以书信往来，互相唱和。
就在这时候，我忽然觉得在佛学院里读书无法一展抱负，因此萌念离开，想到更有挑战性的地方去创造未来。因此我毅然放下学业，辞去《江苏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向师父要求回到祖庭去。
本来家师并不喜欢我，他觉得我爱向传统挑战，喜欢与传统抗衡，但一听说我想回祖庭，却表现得无比欣喜，特地要我到南京，他要亲自送我回祖庭。
我出家将近十年了，抗日都已胜利，但我还不曾回过祖庭大觉寺。然而我心所向往的祖庭也不是天堂，只不过是简陋乡村的一间破旧小寺而已。平时由师兄军冠法师领导四五个工人从事农耕作务。由于过去我在栖霞律学院，曾经有一位老师跟我们上过“农民学”，我对农业经营有一些概念，所以看到祖庭两百多亩的地，我想，我们可以用现代化的农场模式来经营。
当我正准备规划未来的时候，因缘真巧，这时候已即将过年，有一位任志鹏先生得知师父回寺，特地来拜年。他一看到我，听说我是从南京读过佛学院回来的，就叫我担任离寺不远的一所国民小学的校长。
坦白讲，我从小别说从未进过正式的学堂读书，甚至连小学都没有见过，怎么能当校长呢？但是当下我并没有推辞，我想自己总可以“做中学”。尤其此期我的新佛教理想是：自己要能自耕自食，并且还要能福利社会！我想到，有了农场，就能生产，福利社会；有了学校，就可以教化社会，对社会展开基础教育，如此对佛教、社会都有贡献，这样的出家生活就有了意义，就有了目标，所以我欣然接受。
然而虽说自己从小生长在农家，对农耕生活略有记忆，但对于办理小学，却是所知不多。尽管过去在焦山佛学院就读时，因常住办有三所义务小学，每学期都会派学长出去见习教学；另外上海的南祥小学也一直希望有出家众前去担任助教。我虽然始终没有获得前往这几所学校见习的机会，但心里一直在酝酿，因此略有概念。
不过，光有理念没有实务经验也是不够的，所以接受之后，只剩一个月就要开学了，我只好紧急请在上海、南京的朋友，提供给我一些关于“如何做个小学老师”、“如何担任校长”的工具书。我得到朋友寄来的相关书籍，认真地阅读、研究，一个月后我就上任当起校长来了。
这时师父已经回到栖霞山。随着学校开课，苦难也来了，因为左近的学校经常举办国语、说话、作文、美术等各种比赛，纷纷来函要我们派人前去参加。我自己都还在学习中，哪里能懂得那么多的比赛？这还不打紧，这时国共内战爆发，周遭不时传来有人被暗杀死亡的消息，甚至在各地的同学、朋友，如松风、松泉在上海被逮捕，实权也在青埔被抓，罪名都是利用贴墙报、写标语弘扬佛法。至于逮捕他们的是什么组织，也都搞不清楚。
这时候智勇法师仗义前来学校，给我打气，并且帮助我编《怒涛》月刊。因为我们感于佛教太守旧，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顽固、执著、乡愿，我们希望通过办杂志，能借助文字的力量来改革佛教，为新佛教的理想大发狮子吼。因此当《怒涛》一出刊之后，就如“洪水猛兽”一般，大大地震惊了佛教界。
好在那时我们是在宜兴偏远地区，不至于招来佛教人士的攻击，但是战争带给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苦难，却是纷至沓来。我的许多同学在各地被捕、被打、被刑罚，但是我知道，我们彼此是谁也救不了谁。甚至有一天，半夜之中有几十个大男人，拿着长枪短刀对着我，我也被捕了。至于是什么人抓我的，不敢询问，也不能有什么动作，只是眼看着一起被捕的同伴当中，今天被带出去枪毙两个，明天又有三个被砍头。好在我有一个可爱的师兄，他花钱买通狱方人士救了我，我才免于一死。但这时我做了一年多的小学校长，眼看着实在做不下去了，只好跟智勇法师商量，一起回到南京。
于是囊空如洗的我们，只有带着几本才发行十几期的《怒涛》月刊，踏上了往南京的道路。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位南京华藏寺的退居荫云和尚，由于他的继任者生活不知检点，把一个曾经拥有学校、书店、水厂的大规模寺庙，挥霍殆尽，土地变卖到所剩无几。荫云和尚于是找我们去负责，我们也正在走投无路，便欣然前往。
我与智勇法师商量，谁做住持，谁任监院。智勇法师说我身材比他高大，比较像住持；我说您的学历、能力超过我许多，您才像个住持。最后约定名分不计，两人共治华藏寺，把这里当做推动新佛教的基地，一时能培、惟春、净山都从各地前来，实权也从普陀山赶来聚会。
但是，大家聚集以后，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华藏寺已住有二十几位住众，他们以经忏为业，尽管我们言明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但这群僧众除了念经拜忏以外，经常不做早晚课，有的连佛殿在哪里都不知道，有时候甚至夜不回寺，平时在房间里更是喧哗唱歌，并且带回一些军人、警察等，男男女女来往不断，进出复杂，整个寺院简直像是个大杂院。
我们一群热血僧青年，当然看不惯这种生活，迫不及待地要为寺院树立新风气，于是订定僧伽规约。例如，所有住寺的人必须做早晚课；社会、寺庙有别，非僧众不可安单寺院；三餐不准自制饮食、不准从外面购买食物回寺，一切由常住供应；进出山门必须经过请假；每个月的单银、钱，只给一半，另一半由常住代为储存，将来离寺时再发还带走……
新生活规约发表以后，起初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抗议，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着新佛教思想的人。但时日一久，抗争的行为还是难免。于是我们就以寺中经济困难为由，每天只吃稀饭，希望让他们吃不习惯而自动离开。
这时正逢徐蚌会战失利，南京战局不稳，过去暂住寺院的军人眷属纷纷撤离，前往四川、广州、台湾等地。但是他们临走之前又把房间廉价出卖给后来者，我们一群革新派的正愁房间不够用，就阻止他们不当的行为。但寺里数十名经忏派的一致站在他们那一边，替他们搬家、通风报信，寺中就分成新僧与旧僧两派，一所寺庙已不像个寺庙，每天警察、宪兵川流不息，黑白两道在里面公然活动，当局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来保护我们呢？所以注定我们的新佛教运动，必然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后来国共协商，傅作义在北京主持和谈会议，我们以为有了一线希望。但是和谈破裂，这时智勇法师花了几个月召集的“僧侣救护队”正想付之行动，谁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务，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后，就求救于师父。师父说：“你们要救护伤亡，必须经过军队训练！”于是便委托孙立人将军帮助我们，我们因而得以顺利成行到台湾。
就这样，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在一个寒风细雨的日子里，我从南京搭乘京沪线火车到上海，由黄浦江乘船到台湾。在船上摇呀摇的，但是台湾究竟在哪里？我不熟悉，甚至直到在基隆港上了岸，我还完全不知道即将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不过，既然已经到了台湾，对台湾的佛教界也不能不作一些了解。据我所知，台湾的佛教是在郑成功光复台湾前后，由闽南僧侣到台湾开创的。根据统计，在有清一代，台湾境内的纯佛教寺院有一百多所，此中以创建于一六六二年的台南竹溪寺历史最悠久，是台湾最早的佛寺，与开元寺、法华寺并称为当时台湾的三大名刹。从清末到日据时代，整个台湾佛教以福州涌泉寺的僧侣为主流，他们发展出大岗山、观音山、大湖山、月眉山等四大派系，都是仿效大陆的寺院建筑，也是台湾初期颇具规模的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