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主张“法不孤起”，所以既不执著一法一人，也不舍弃一法一人，正因为佛教的本质如此，因此才能结合众缘，不断突破，创造远大的未来。愿力不可思议，愿心可以扩大我们的人生，升华我们的境界。
有理想，才有实践
在栖霞山出家的少年时期，师父志开上人恐怕我不懂发展未来，有一天特别找我过去，说道：“理想是现实之因，现实是理想之果，你要有理想，才能实践你的世界……”我将这段话深记脑海之中，多年后的今天，忆及往事，深深感到这是一句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回想童年时什么都不懂，但当我见到庄严宏伟的佛寺道场，及长袍飘逸的出家僧众时，心中便生起将来要出家当和尚的念头，不料这一念后来竟成为事实，如今想来，真是印证了“有理想，才有实践”的道理。
出家之后，受了几年关闭式的丛林教育，有一天居然异想天开，在日记上写着“佛教需要文艺化，佛教需要电影化，佛教需要人间化，佛教需要国际化”。日后当我“实践”稍有成绩的时候，才恍然觉悟到，这一切的一切虽然在当初只是小小的一念，却在自己未来的一生当中，成为“理想”的果实。
为了实践佛教文艺化的理想，我从青少年时期即开始在纸上涂鸦，记得第一篇作品是《钞票的话》，我抱着姑且一试的念头投稿，没想到竟然被江苏省在镇江发行的《新江苏报》录用。后来我又接二连三写了许多小品、新诗寄到《新江苏报》，也都获得录用刊载。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一种无上的鼓舞。
及至弱冠来台，虽然当时食不果腹，依然自我勉励，陆续以浅显的白话撰文写稿，《无声息的歌唱》就是在生活最艰困的时候，为向大众介绍佛教法器写下的只纸片字结集所成的书籍。我不但创作了一些短篇，如《茶花再开的时候》、《真正皈依处》……佛教童话故事《星君仙女下凡尘》……刊登在《人生》、《觉生》等佛教杂志，又尝试撰写长篇《玉琳国师》，没想到初试啼声，即蒙受读者欢迎，后来多次改编成剧本，录制成广播剧，在电台播放，拍摄成电影，在剧院演出。其中以数年前勾峰先生改编制作的连续剧《再世情缘》最为轰动，连岛外地区都争相播放。
也因为当初这一念“佛教文艺化”的理想，我不知结交了多少文艺界的朋友。像郭嗣汾先生就是我四十年来的文艺老友。为了推动佛教文艺化的理念，我曾邀请他编写了一部长篇《菩提树下的儿女》，广受好评。在我主编的佛教刊物中，也发表了许多像痖弦的新诗、公孙嬿的散文等当代名家的大作。
此外，著名文学家何凡、林海音夫妇也曾多次与我聚餐座谈，而后来的一些作家像应未迟、端木野、陆震廷、姚家彦等人，一直到佛光山开建以后，仍经常与我往来会谈。台湾女作家协会会长刘枋女士尤其喜欢佛光山清幽的环境，曾经来此长住。天主教徒郭晋秀女士等一群女作家则组织合唱团，经常在佛光山重要的集会中献唱。去年我赴美弘法时，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黄美芝率领作家多人，也专程前来邀请我担任该会顾问。当初佛教文艺化的这小小一念却让我与岛内外文坛人士广结善缘，实是始料未及之事。
过去在大陆时，由于雅好文艺著作，因此胡适之、林语堂、巴金、鲁迅、老舍、茅盾，乃至冰心、郭沫若、沈从文、许地山等人的诸多作品，我可说是无所不看，至于欧美翻译名著如《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的烦恼》、《老人与海》、《浮士德》等，我也多所涉猎。及至来台，像谢冰莹、琼瑶、高扬、徐□等人的散文、，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我都一一拜读，作为忙里偷闲的一点娱乐，甚至像武侠家卧龙生等人，后来与我还成为朋友。我发觉：与他们无论是神交也好，对话也罢，无形中都增广了自己的知识见闻，甚至与经义相证，趣味盎然，对于开拓思维，遣词用字，助益甚多。
我努力提倡佛教文艺化，其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因阅读文艺作品，而在八识田中种下菩提种子。但有些人不明此理，批评我太过重视文艺。回溯历史上的八大山人、石涛、怀素、曼殊等出家僧众，虽然在艺术上具有伟大的成就，却不能列入正统佛教史中，诚为可惜！
其实，胡适之曾称赞《维摩诘经》是世界上最长的白话诗，《华严经》是儒林外史式的，其他如《大宝积经》、《百喻经》等，是词句优美的散文，《本生谭》则有类现代的文艺。凡此虽是佛法，但在文人的心目中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艺术。
此外，从佛教弘传的历史来看，长行式的散文、重颂式的诗歌、譬喻式的故事、论议式的杂文……两千五百年来，不知度化了多少迷惘的众生。敦煌洞窟中八相成道、《维摩诘经》等图案形式的变文，将佛教文学与艺术相互结合，穿越无垠的时空，也为人类留下了不朽的贡献。古德云：“高山不辞土壤，大海不择细流。”大家为何独将文艺排除于佛法之外呢？
为了光大圣教，我决定忠于理想，以实践来证明一切，所以我接办《觉世》，另创《普门》，成立“佛光出版社”，以雅俗共赏的文字，让佛法走进家庭，深入社会。如今《觉世》每期发行量逾四十万份，《普门》是岛内唯一月有盈余的佛教杂志，佛光出版社所出版的佛教图书包括中、英、日、韩等各国文字，多达四百种，并曾多次获奖。凡此成果，不都源于当初那一念小小的理想吗？
我生长的年代正逢默片流行，记得十岁左右，曾走上很长的路程，看了一出抗战宣传默片，心中深受影响。及至出家之后，有声电影问世，然而碍于封闭的丛林教育，无法见识到现代化的声光化电，只有从报章杂志上阅读影评，心中对电影的向往与日剧增，从而萌生“把佛教故事搬上银幕，将佛教电影化”的想法。
佛学院毕业后，我从宜兴来到南京，在新街口的大华戏院观赏严俊和李丽华主演的《文素臣》，心中深受感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现代有声电影。后来，又看了林黛刚出道时主演的第一部片子《小白菜》，剧中小人物的苦难情形引发我心中的共鸣，电影的影响力再一次地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虽说看电影与看书一样，都是正当的嗜好，但出家人喜欢看电影毕竟不能为人所谅解，所以我也自我约束，避免讥嫌。尽管如此，借电影弘扬佛法的心愿已深植八识田中。
来到台湾以后，有制片厂表示有意将拙作《释迦牟尼佛传》拍成电影，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真是高兴极了，自忖多年来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尤其想到金国戏院的负责人是我在台北的皈依弟子，那时的兴奋实非笔墨足以形容。但电影上映之后，才发觉剧情根本与原著不符，遑论合乎佛法？但观众哪里晓得个中原因，于是种种的抗议、恐吓接踵而来，我首当其冲，遭到许多无妄之灾。
后来又有人要将我的《玉琳国师》改编搬上银幕，易名为“千金小姐万金和尚”，因为是台语发音，当时我听不懂，也无从了解它的好坏。
过了几年之后，电视逐渐开始普及，电视制作人游娟、林登义等人又将此书改成连续剧，在台视、华视播出时，又因剧情不符原著而招致批评。
虽然历经多少挫折，我依然不灰心，因为佛教电影化虽是我五十年前的一念奇想，但也是我终生努力实践的理想。像日本片《释迦传》、《鉴真大师》、《空海上人》，韩国片《等身佛》、《大鹏翅鸟》、《元晓大师传》等，将佛教故事透过电影效果深入民间，可说是功德无量。岛内的制片水平逐日提升，应该可以拍出更好的佛教电影供大家观赏，像《维摩诘经》中“天女散花”的故事，如果能运用现代的科技效果，将大乘佛教活泼的内涵精神展现在银幕上，必定会比京戏里的“天女散花”还要精彩。此外，若能以历史性的手法拍摄《西游记》，以正面的手法将玄奘大师横渡流沙，西行取经的艰辛困苦展现在世人的眼前，必定能引起观众心灵的共鸣。
多年来，我经常将心中的理念分享给电影界的朋友，可惜至今还未见有人敢勇于一试。尽管当初心中的理想未能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但多年来的努力耕耘，长出一点小花小草，也不能不视为美景的前奏，我对于未来还是充满光明的希望。
我一生中着力最多者，便是将佛法通俗化。我十五岁时就读的焦山佛学院，有“佛教的北大”之称，当时的老师皆是一时之选，不但佛学素养深厚，社会知识也异常丰富，讲起国文、地理、历史、生物……都是旁征博引，生动有趣。因此，每次一堂课下来，我就能牢记其中的内容，那时常想，如果佛法也能用类似这种讲法，必定能收到更大效果。
所以，我初来台湾时，虽然在佛学院仍沿用传统的分科、表解来教导学生，然而一旦出去面对大众弘法，我必定走通俗路线。
有一天，我在一所寺院听到一位信徒赞叹某人讲经讲得真好，但当别人问起讲些什么内容时，对方却回答：“什么都听不懂，只知讲得很玄很妙。”我闻言自忖：当初佛陀说法的用意本来就是为了利喜众生，如果被后世的佛子讲得让人听不懂，又有什么意义呢？
再看看当时的佛教界普遍以赶经忏为主，对于弘法却不重视，遑论说法的内容与方式了。也因为如此，信徒们只知道拜拜、吃素，却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自觉觉他。因此，我更决定要以通俗化的方式来弘扬妙谛，设法将现代人的生活点滴和佛法印证融合。
我发觉：将佛法真理讲得让人听不懂很容易，让人能了解其中的奥义却是十分的困难。尽管如此，为了使大家能得到佛法的受用，我愿意比别人花费更多的心思来准备教材，甚至省吃俭用，购买弘法道具，从黑板到幻灯片，从投影机到电脑字幕，几乎都可以说是开佛教的先例。
自一九七二年开始，二十年当中，我一口气主持了数百场的佛学讲座，从乡村陋巷到展演殿堂，从大专院校到军营，从监狱到工厂，从难民营到体育馆……后来，四百多篇通俗化的讲演稿陆续结集成书，由佛光出版社出版，最近更应大家要求，分编为单行本，每年发行数百万份以上。想当初仅凭一点小小的理想，经过努力实践，得到这么一点点的成绩，虽然不甚满意，但也聊以告慰家师当年的勉励了。
我以通俗化的方式到处说法，曾经每天在华视、中视、台视三家电视台主持弘法节目，像《星云禅话》、《星云说偈》、《星云说喻》都是借着浅白的言辞来解释繁琐难懂的名相、典故、偈颂、义理。自播出以来，回响不断，其中有意欲轻生的少年感谢我让他重获新生，有貌合神离的夫妇感谢我挽回了他们的婚姻，有失和反目的婆媳感谢我让她们一家重拾美满的生活，有独居失伴的老人感谢我给予他心灵的拄杖……这一切都证明了“理想是因，实践是果”的道理。
一九三八年，太虚大师远赴欧美弘法，并且在各地倡导组织“世界佛学院”及“佛教友谊会”，但终以后继无人、经费缺乏，而未能克尽其功。年少的我由报章杂志中获知此事时，虽已是走入历史的陈年旧闻，但仍在心中引起无比的震撼，“佛教需要国际化”的理想也因此深植脑海，成为我永世奋斗的目标。
一九六三年，我第一次出访，随着台湾佛教会访问团到东南亚国家访问，由于担任该团的秘书兼发言人，所以有很多机会和当地的政要或佛教团体的主要干部谈话。记得在马来西亚，邱宝光居士和我初次见面时提到：在新、马一带有许许多多佛教青年不会说中国话，却会说很漂亮的英文，假使能有通晓英语的法师常在槟城弘法，一定会有更多的知识青年皈依佛教，最后他表示很希望台湾的大德法师能前来领导他们学习大乘佛法。我听了以后，感慨万千，世间有多少人渴望着法水的滋润，而身为僧伽的我们却偏安一隅，寄佛偷生，真是何其惭愧啊！
来到印度，尼赫鲁总理接见我们时，说道：“印度是佛陀的祖国，佛教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扬佛教的和平主义，是我们佛子都应有的责任。”我心中为之一震，这不正是我多年以前的心愿吗？尼赫鲁不愧为一国之元首，能勇于发此谠论。
一九七六年，美国两百周年纪念，我组团赴美访问，并视察当地佛教的发展，后来又多次应邀赴欧美等地弘法，我发觉藏传、南传、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或由于战争逃难，或随着移民而登陆西方，虽有弘法热忱，但大多缺乏国际宏观，因此组织散漫，无法充分发挥整体的功能。所以，一九七八年，在因缘具足之下，我于美国成立“国际佛教促进会”，随即筹建西来寺，作为国际弘法的第一个据点，其后更以此为基础，相继在美洲、欧洲、澳洲、非洲、大洋洲，甚至回过头来在日、韩、马、菲等亚洲各地建设不下百座佛教道场及事业组织，以健全的僧团作为弘法利生的坚实后盾。
一九九二年开始，我又在世界各地成立“国际佛光会”，以凝聚在家信徒的力量为主，与佛光山各别分院并驾齐驱，期能如人之两臂，鸟之两翼，借着僧信合作，将佛法的光明照耀寰宇。而今已有百余个协会，可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佛光人。他们在全球各地，有的以讲经弘法，有的以文教度众，有的以慈善利生，有的以修持安民，大家奉献己力，造福人群。如今有人说我宿植善因，也有人说我法缘殊胜，其实什么是宿因？什么是法缘？当初我一无所有，如果没有佛教国际化的理想作为动能，就没有陆续的实践工作，当然也就没有这番成果了。
俗谓：“没有天生的释迦，没有现成的弥勒。”佛道难成，但释迦牟尼佛以利济众生为愿力，就能够在五浊恶世成就佛道；弥勒菩萨在燃灯佛时是一个贪着利养的人，但也凭着十大善愿，在世间渐修善根，而于未来次第成佛。所以，佛门里有一句话说：“愿不虚发。”愿，就是一种理想，有理想才有实践，两者相辅相成，才有丰硕的收成。
敢，很重要
一天夜里，我在阅读报章杂志时，突然心有所感：同样是血肉之躯，有些人虽然平凡低微，却能成就丰功伟业，彪炳人寰；有些人尽管资源丰富，却显得千头万绪，一筹莫展。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敢，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像诸葛亮书生报国，他用空城计诱开敌军，免除了一场杀戮，那种敢于面对千军万马，临危不乱，古今罕可匹敌，让人敬佩不已。天文学家伽利略能不计毁誉，拼死不向神权低头，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令人荡气回肠，无以名之！法显大师以六十高龄，敢于西行取经达十余年之久，去时路途艰险，鸟兽绝迹，回程在海上漂流三载，那种“为大事也，不惜身命”的勇气，可谓雷霆万钧，世间稀有！法珍比丘尼以一介女身，敢断臂护藏印经，那种为法捐躯、无怨无悔的志节，足以名垂不朽。
回想自己的一生，生于贫寒，长于乱世的我，之所以能对佛教对人间有一点儿作为，不也是因为在“敢”的驱使下，言所当言，为所当为吗？敢，诚然是很重要的！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历经内忧外患，我就在那时诞生于中国内地的一个小镇上，那里土瘠民穷，信息缺乏，但我幼小的心灵里却时时刻刻充满了许多问题。外婆茹素拜佛，和蔼可亲，经常为人排难解纷，赢得大家的敬爱。她每次半夜打坐，肚子里都会发出如海潮般的声响，虽然乡人都觉得这是一种有修为的表现，但年少的我却满腹怀疑。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她：“肚子里发出这种响声对于了生脱死有什么用呢？汽车、火车也都可以发出这种声音啊！”她默然不语，陷入沉思。数年之后，谈及此事时，她突然正色地对我说道：“将来我的后事只有托付给你了！”我想，与其说是因为我所问的问题让她惊悟觉醒，不如说我从小敢于发问吧！
十岁那年，父亲在战乱中失去音讯，生死未卜，母亲带着我们兄姐四人，孤苦无依，遂生起变卖祖产另谋发展的念头。哥哥生性老实，畏惧众议，裹足不前；姐姐是女性，在传统社会中没有讲话的余地。排行老三的我，年方十岁，目睹此情此景，便自告奋勇，无畏族人的激烈反对，陪着母亲走了十几华里的路，风尘仆仆地回到老家，毅然签字卖地。由于这一念的敢作敢为，家庭经济困境顿告解决。
十二岁出家学佛之后，尽管丛林教育禁锢森严，却无法完全压抑我敢想、敢说、敢做的个性。佛学院里没有体育课程，我提议无效，背地里自制篮球架，被发现之后，差一点儿被记过受罚；全班拒交考卷抵制某位老师教学不佳，学校怪罪查办，我一人前往代罪，险些被佛学院开除。因为敢，我比别人多吃了一些苦头，但我宁可如此，也不愿做一个少做少错、没有承担的哑羊僧。
十九岁时，我提议举办“佛教古物展”，对于当年保守的佛教界而言，此举犹如石破天惊，没想到能蒙校方允准。我一个青涩少年，虽没有任何办活动的经验，却如火如荼地规划、联系、布置、发动，竟然也吸引了数万人来参观，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出佛教的珍贵文物。除了惊讶“敢”所引发的潜力之外，我更感谢师长们给予我成长的空间，让我敢于发挥，敢于创作。我深深觉得，敢，是不划地自限；敢，是勇于破茧而出。
我不但从小敢于向家族的压力挑战，敢于和陈腐的思想奋斗，而且敢于出生入死，敢于见义勇为。抗日战争期间，烽火连天，老弱妇孺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我却经常在枪林弹雨中收拾死尸，挖土掩埋安葬，并且救助伤兵，托人运回后方。听说左邻右舍没有米粮，我不顾江水滔滔，枪声四起，潜入运河，游到对岸，搬回几天的柴米油盐，解决大家的民生问题。看到母亲思夫心切，我收拾行囊，携母寻父，一路上漂血成河、骸骨遍野，令人惊心动魄。乡人都夸母亲生了一个勇敢的孩子。其实，说来惭愧，我只不过是“初生牛犊不畏虎”罢了。但这也说明：“敢，很重要！”敢，使我遇事果断，临危不乱。二十一岁那年，我在乡下一所小学担任校长，当时奋斗的印记成为我日后最珍贵的资粮之一。
不久，我来到人文荟萃的南京，联合同道响应改革佛教的新运动，撰文办报，传播新思想，弘扬新理念；走上街头弘法布教，以实际行动说明佛教跨出山门，拥抱社会的必要性；为寺院订定新规矩，发展新作风，企图力挽狂澜于既倒。当时的佛教界保守护短，将我们视为洪水猛兽，处处给予打压、排拒，让我们几乎走投无路；甚至勾结地方土豪劣僧，对我们这群敢作敢为的僧青年施以恐吓、威逼、私刑、棒打……无所不用其极。想到经中说：“假使热铁轮，于汝顶上旋，亦不为此苦，退失菩提心。”我越挫越勇，不但聘请南京首屈一指的王龙律师纠举华藏寺前任住持私吞寺产，以儆效尤，而且结合宪兵、军警的力量，打击黑道横行。过去老师一再告诫我们：“弘法是家务，利生是事业。”此时我不仅口说言诠，而是用身体来力行实践，用生命来刻画历史。想到这里，不禁为自己感到庆喜，因为我在勇敢的层次上，有了一点进步；我在勇敢的体验上，有了一点提升。自忖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教为僧、为国为民，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佛教需要提升素质，才能广度众生，裨益人群；佛教需要发展创新，才能与时俱进，福利社会；佛教需要青年参与，才能发挥光热，照亮世间；佛教需要承办事业，才能培养人才，自给自足。但我刚来台湾时的教界不能忍受这些主张，保守闭塞的民风也无法理解这些观念，于是信徒扬言不资助我以求得自保，教界人士放话要杀我以杜绝后患。但我深信佛祖不辜负人，尽管没有人支持我，我敢口说笔书，主张男女平等、僧信平等，提倡佛教文艺化、生活化；尽管自己没有饭吃，我敢开办免费的国文补习班、歌咏队、佛教学院、大专佛学夏令营，吸收优秀的佛教青年；尽管蛮不讲理者手持刀棒欲加害于我，我敢付诸行动，破除佛道不分的陈年积弊；尽管不明情况者唇枪舌剑种种想问难于我，我敢出面应对，祛除大家心中的疑惑阴霾；尽管没有地方安单，我敢各地行化，宣扬妙谛；尽管身无分文，我敢建寺安僧，接引十方……因为我敢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革新佛教的初衷得以在宝岛开花结果。
所以，敢，是发心，也是担当；敢，是勇气，也是智慧……“敢”的好处不胜枚举，回想我这一生中有好几个转折点，也都是在敢作敢为之下，化危为安，渐入佳境。首先，在十二岁时，我为了一个偶然的承诺，割爱辞亲，出家学佛，步入另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若非当年如此敢于下定决心，我的一生必定无法如此多彩多姿。
到了台湾，我在中坜、新竹一带流浪挂单，教书写作，听说宜兰偏僻落后，没有人愿意去弘法，我那时连台湾各地风土人情都搞不清楚，居然敢一口允诺李决和居士的邀请，前往驻锡，没想到在那里度了许多佛教青年，为台湾佛教开拓了一片新天地。如果我当年畏难苟安，恋栈他处，或许没有这么多秉性淳良的常随弟子，与我一起众志成城，为教奉献了。
开辟佛光山是第四个转折点。当时很多人看到这块偏处一隅的荒山野地，纷纷却步退心，我不为动摇。三十年来，敢和洪水飓风搏斗，一次又一次重拾砖瓦，再建家园；敢在是非批评中生存度日，以事实瓦解有心人士的毁谤。在无钱无缘下，我培养了一千多名僧伽弟子，在世界各地服务大众。其中，有许多弟子承继了我敢作敢为的作风，不眠不休地弘法利生，令我感到十分安慰，像慈庄，手拎一只小皮包，就敢走遍世界五大洲建设一百余所道场；慈容，虽然生来一副瘦弱的身躯，却敢周游全球各国设立佛光会；依华，敢只身到环境恶劣的印度留学，十年寒窗，学成归来，促成佛教戒法再传印度的殊胜因缘；慧礼，敢赴往非洲弘法布教，感化无数黑人皈依三宝、出家学佛；依德，为了护持佛法，敢在劣民刀枪之中，奋不顾身，勇往直前；觉传，在绑匪面前，敢滔滔讲说佛法，丝毫无所畏惧……“敢”不但成就了一己的道业，也促进了佛教事业的发展；敢，不但涵养了个人的圣胎，也成就了万千众生的慧命。
一九八五年，我从住持之职退居下来，破除台湾佛教“万年住持”的传统，为教界作模范，为大众立榜样。退位之后的我天地更为宽阔，因为我敢向自己的缺陷挑战，以辛勤的耕耘来战胜先天的不足；我敢迈开脚步，行人所未行之路。我不会他国语言，但我敢到世界各地弘法，佛教在五大洲于焉发扬光大；我不曾学过组织企划，但我敢创立国际佛光会，让僧信平等的理想能在现世落实；我没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但我敢办大学，作育英才，像美国的西来大学曾获优良大学的认可，嘉义的南华管理学院在接办一年之内开学招生，创办至今，时间虽短，却也声誉鹊起。去年进来的一百名学生当中，有二十七个学生将该校填为第一志愿，有三十几个学生将该校填为前十个志愿，为台湾教育史创下先例；我也不懂广播、电视，但我敢创办公益性质的“佛光卫星电视台”，所有节目不但有益身心，而且没有广告插播。
秉持诸佛菩萨“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精神来从事国际弘法、组织佛教教会、办理高等教育、设立传播事业，必须有开阔的胸襟与远大的视野，非敢无以成事。往后还有很长的日子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如何才能延续佛教的千秋伟业？如何才能长养众生的法身慧命？还是那句话：“敢，很重要！”
我们不但要敢于勇猛向前，敢于展开新局，也要敢于反观自照，敢于除旧布新。去年，佛光山毅然宣布封闭山门，潜心静修，就像任何一种重大的变革一样，封山也需要有远大的勇气。在封山典礼即将结束时，全山法师以果敢的步伐踏入“灵山胜境”，山门随之掩闭上锁。我们立志要在文化、教育、修持、弘法上深入扎根，期待不久的将来能为社会做出更佳的贡献。
徒众常说我“行事胆大，游走于悬崖边缘”，其实我也有“不敢”之事，例如，佛事不敢不做，因果不敢违背。记得多年前，一名素行不良的候选人在我说法时，站上讲台，硬要我将他介绍给大家，我当着他的面，直言告诉听众不要选他；掌管财务的职事因为入不敷出，想要挪用七月道粮作为建设之用，我严禁不准；凡世界各地发生重大天灾人祸，我发动信徒，捐输解困；何人何地需要我时，我竭尽所能，给予支助；台湾重大刑案频传之际，我发起“慈悲爱心人运动”，培训两千名慈悲爱心人，到大街小巷、学校机关、车站市场、公园庙口，向大众宣导慈悲爱心，以实际的行动来带动全民净化自己，关怀社会。
一九九八年二月，为了光大佛教欢喜、融合、尊重、包容、平等、和平的精神，我在佛陀成道的菩提伽耶传授三坛大戒，让世界各种传承的僧伽齐聚一堂受持净戒，让南传、藏传国家失传一千多年的比丘尼戒在佛教的祖国恢复起来。当大众环绕正觉大塔经行时，我想到“大雄大力大无畏”的佛陀为了追求真理，不但敢放弃既有的权位名利，向内心的无明烦恼挑战，甚至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发出“若不成佛，誓不起座”的誓言；为了解民倒悬，不但敢向根深蒂固的阶级制度挑战，四处宣扬“众生皆有佛性”的理念，并且广收徒众，有教无类。在感动涕零之余，我心中突然涌现深刻的体悟：敢，不是匹夫之勇，不是争强斗胜，而是大愿力的实践，大慈悲的示现，大无私的奉献，大格局的开展。
“敢，很重要！”真正的“敢”，能为大众带来幸福，能为社会带来安康，能为世界带来和平，能为人类带来光明。在此呼吁我们的社会能表彰真正敢做敢为的精神，同心协力，转邪为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落实敢奉献、敢承担的理念，敬业乐群，恪尽厥责。果能如此，我们的生命将更加光辉灿烂，我们的家园将更加美好温馨。
不知道的乐趣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在荣民总医院做心脏手术，为我主持开刀的张燕大夫因而与我成为好友。有一天，他和我说：“如果我早已认识你，就不敢为你开刀了。”我笑着说：“这就是不知道的乐趣啊！”回想从开刀房到恢复室这段时间，历经三十小时，我都是在浑然不知的状态中，并不感到痛苦；后来知道许多人在门外整日守候，心里一直觉得不安。我突然体悟到：世间许多的忧悲苦恼不都是由于人知道的事情太多而造成的吗？再回想我这一生当中，由于“不知道”而得到的乐趣可真是不胜枚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