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一边说着一边进了自己的房间，后面的对话也就再也听不见了。
我和大哥交换了一个眼神，便十分默契地到灶披间里密谈去了。这是我们三兄妹从小养成的默契，而灶披间也就成了我们的秘密花园。我同大哥两个人花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排查和分析，最终还是没法得出统一的意见，到底这件事算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大哥对于共产党的印象却有了些暧昧的转变。
第二日上，果然连学校里也被压抑的氛围所笼罩。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凑成一堆，都是一脸沉重地在讨论着些什么。卫二月经过上一阵子的变故，野性难驯的个性已经收敛了不少，遇到这样的大事，也不再是咋咋呼呼、大惊小怪，反倒是难得地可以沉下心来认真思考：“委员长到底是国家门面，张将军他们也不真会拿他怎样。倒是这样一来我们倒可以明刀明枪地和日本人干一场，也不用一味忍让，坐视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无忌惮。”
要不是我同她的关系着实亲密，我差一点就要为她的高明言论鼓掌叫好了。曹先生从我们身旁擦肩而过，也有意无意地停下脚步意味深长地瞧了我们两眼。
我轻轻地推搡了卫二月几下：“这下好了，先生都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不过“西安事变”算是传说中和平收场的典范，虽然一开始的情势极是剑拔弩张，但到了后来却难得地握手言和。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一回的行径若是在古代无异于是欺君罔上、视同谋逆的大罪，就是株连九族也不为过，如今的这个下场实在也不算悲惨。
当然谁也没想到若干年以后的结局，一个仍旧没能逃过死亡威胁；另一个呢，被囚禁了大半生，直到英雄白发、美人迟暮，才可以享受一段平稳安乐的日子。不过这也许就是生活本身的魅力所在，不到这一天，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究竟会发生些什么。
一直以来，在我心目中的卫二月都是最最开朗的人，似乎她生来就不会有失落的时候。可是过年时来自她的拜年信，却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我自以为十分了解的挚友。
卫二月在信里说，每年她最害怕的时候就是过年，最害怕的事便是过年回家乡。到了那个时候，祖父祖母发红包，落在她手里的那一份一定就是最最少的。这样的亲疏有别也不是因为什么了不起的理由，一个自然是因为她是女孩子，比不上男孩子金贵，是未来要嫁出到别人家去的。另一个却是因为她的生日，因为出生在闰年闰月闰日，因此被视作是不祥的孩子，小时候就要将她寄住在庙里，免得她冲撞家里的人。她说，你绝对想不到一个小孩子得不到家里人的关心有多痛苦，她之所以喜欢热闹，是因为从小孤独怕了。几年后我看了萧红的《呼兰河传》，才知道这样的迷信让多少孩子失去了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