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前哨的快马来报还有半个时辰，皇上到臣下准备的房屋中歇息一下，稍作等候便可。”
“也好，朕去休息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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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寄开放五口通商以前，中国的对欧贸易限于广东一口。
当时中国把有关对欧美各国人贸易的管辖权统统委诸广东官员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以及粤海关监督等，这些广东官员又把同欧美各国的贸易以及欧美各国人在广东行动的一切规制委诸垄断性“洋行”的“行商”们，同时令其承担全部责任。行商又把有关这些贸易和行动的规则的履行委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管货人委员会。
从而，中国自然期待管货人委员会对于在广东居留地内的一切欧美人能有行政管辖权。这些委任，就其常态而言，范围极广，其性质莫如用间接统治乃至“承包”的说法表达更为合适。上级的监督权不发生作用，而几乎是听任下级恣意行事。但是，如因某种缘故，上级的关心一下集中到这个方面时，监督权就突然恢复，并以极严峻的态度出现。 这种制度可以说是由清朝方面以“天朝定制”为标准任意摆布，而清朝方面出于恩惠才容许外夷贸易。对于这种制度，即使是有了某种便利的东印度公司也并不满意。但是，对清朝方面进行强硬抵抗，反有因此而被拒于对华贸易之外、失去在对华贸易上的垄断之虞。
刘寄下令五口通商，让中英两国商人自由交易，对此英国方面是持十分欢迎的态度，然而事情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波折，五口通商后广州十三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倒闭了五家，它们分别是丽泉行，西成行、同泰行、福隆行、东生行，这些行商实际上和东印度公司共同垄断了欧洲对中国贸易，没有这些行商，英国人不可能自己到中国境内购销货物，由于突然倒闭了五家行商，广东行商只剩下六家。而其他四处通商口岸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还没有形成同广州贸易一样的气候。
正在这个时侯，几乎包括所有孟买大商人在内的44名印度商人署名的请愿书，送到了东印度公司管货人委员会处，接着又转交到英国商务领事律劳卑处。
请愿书诉说了对下述情况的不满：1、由于洋行数目减少以及无故的禁止与散商交易，印度棉花的价格被不适当地压低；2、破产洋行都是背着外国商人的巨额债务破产的，其所负债务由出具过“联名保结”的其他行商分年归还。现在洋行破财其债务在无利息的情况下累积；3、作为偿还这些负债的财源，被课以行用(也就是向外国商人征收的行商的公积金)；4、要求废除成为定例的规礼银(每有外国船只入口，一律征课)1950两；5、准许扩大与公行、散商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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