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情感的问题必须要用疗救情感的方法与手段，实际上就是要找到一个能替代鸦片以解决心灵之慰藉的东西。在王国维看来，这样一个替代品，就是宗教与美术。宗教与美术，尽管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其最终目的却是一致的，这就是：“予人之心灵情感以慰藉。在一定意义上，美术者可以视为上流社会之宗教也。”王国维说：“情感上之疾病，固非干燥的科学与严肃的道德之所能疗救之，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须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然后得以自遣。”精神上的疾病必待有精神的良药予以疗救，而宗教与美术正好可以担负此任，这就是王国维用美育来救赎社会的思想。以文学审美教育为例，有解文学之能力，爱文学之嗜好，则其所以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者，其盖固已多矣，而所谓：“防卑劣之嗜好，即以美术的嗜好代鸦片之嗜好，而鸦片之禁，单靠警察，严酷之刑，必归于无效，”情感的问题必须靠情感的方法来解决。这与后来的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来救赎社会的思想，有着思理上的类通。或日，蔡元培在思想方法上汲取了王国维的美育思考，两者仅仅在替代的对象上有所差别，而以美育救赎社会的思想，则是完全一致的。在王国维看来，要解决中国的鸦片之害的社会问题，最根本的治疗法之一，就是大力提倡美育，即用美育改造人的心灵，进而改造社会，而这正是王国维美育救世救人的理想蓝图。
三、关于孔子美育思想的认识
关于孔子，已有的习见与定见，都是将孑l子视为社会政治和道德哲学家，而王国维以独到的眼光将孔子视为审美教育家，并将之视为中国美育第一人。王国维认为，孔子的审美教育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教学生读诗、学乐，二是带领学生观赏自然。就第一点言，孔子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读诗、学乐，总体上是为塑造和培养完善的人格服务的；而完善的人格，最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感性的心灵愉悦。诗歌的功能是多维的，也能产生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科学认知的功能。乐的形式是感性的，它可以使人心趋“和”。和即和谐，本质上为一种心灵的愉悦状态，与“和”相对立的是“暴”，“暴”即暴戾、冲突、浮躁、矛盾、焦虑、痛苦等，是一种心灵非愉悦状态。而音乐的功能，如王国维所说，就是调和其感情。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实际上指孔子闻乐后的长时间的心灵的愉悦状态。
第二，孔子曾带领学生于暮春游历大自然，《论语》记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次暮春游历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的心灵开放，从自然感知中获得感性的心灵愉悦。观赏大自然，注目于大自然的感性形式，游戏于自然的活动中，这就是从的理性和实用的生活中摆脱出来，从而走向感性陶醉的心灵的愉悦状态。
这种我与自然感性同一的状态，可谓审美愉悦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没有“美育”这一表达范畴，但实际上却有着最早的美育实施者。孔子是中国古代美育实施第一人，这就是说，中国的美育教育久有传统。王国维之所以如此推崇孔子的审美教育方式，实际上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当时的教育理念一个最根本的弊端，即崇尚实用，所以王国维感叹说：“呜呼！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以利用大宗旨贯注之，治学，为事，必问其有益与否。”也就是说，当时的教育功利性太强，教育家眼界也太狭隘，教育家只注重有用之用的教育内容，而忽视无用之用的教育内容，甚至有些人（王国维称之为贱儒），他们的认识狭隘到将审美教育视之为玩物丧志的教育方式，认为：“一切美术，皆不能达完全之域。”因此，当时的教育界依据这样一些贱儒认知理念来设计教育，这种教育当然是跛足的教育。这样一些权威教育家（同时也包括当时政治家，教育的决策最终必来自政治家）教育认知理念尚且如此，那么导引出的结果，则可想而知。因此，“我国人审美趣味缺乏如此，则其朝夕营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安足怪哉！”王国维举孔子美育教育案例，其中包含一种更深层的含义，即推崇孔子直觉主义的教育方式。直觉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直观认知能力，亦即直接感受和亲验事物的认知能力。直接感受和亲验事物的能力，它是和的理性认知能力相对的一种认知能力，而直观能力是人类创造性思维的源泉，也是创造性知识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