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居住特点，因此，“形成了回族音乐文化中的一种复杂的文化结构，产生了复杂的音乐文化现象，即散居各地没有一个中心聚居地，没有一种代表的音乐文化，驻宁随宁、驻滇随滇、驻闽随闽”。所以对回族音乐的界定，既不能以回族人民所唱的歌，所奏的乐皆为回族音乐，也不能认为回族没有音乐。许多学者认为，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回族音乐认真进行研究和鉴别。
二、回族民间音乐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为什么要对回族民间音乐与伊斯兰教作跨学科的研究？这是因为：伊斯兰教上千年来已经深深渗入回族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许多领域。时代传承和渗透在回族日常生活中的伊斯兰教文化现象，几乎触目皆是，随手可得。研究这种现象，无论是对我们艺术的欣赏还是理性的分析回族民间音乐，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刘金明在他的《回族民间歌曲与伊斯兰教》中，对回族民歌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在三个方面作了总结。第一是在语言（歌词）方面。如波斯、阿拉伯语言词汇在回族民歌歌词的使用上。此外，伊斯兰教对回族民歌的影响，也表现在许多源于伊斯兰教的“经堂语”使用上等等。第二在旋律方面。旋律（曲调）是民歌的生命和灵魂，在这方面回族民歌同样带有十分鲜明的伊斯兰教音调色彩。“诵经音调”，始终伴随着回族的生活，中国伊斯兰教在念诵“赞美诗”的音调上分也门调和麦加调两种。通过种种分析来看，伊斯兰宗教音乐与回族民歌的关系是复杂的，即不能将二者等同，也不能简单的对立。第三方面是调式。从大量回族民歌中可以看到，调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的结构大概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商微型、第二类宫调式、第三类角羽型、第四类商羽型，较多出现调式的转换和交替现象。回族民歌多采用五声音阶，有的以5612四音列为核心，旋律不占主要地位，主要表现的是节奏。此外，回族民歌中还常喜用衬词、衬腔。从以上可以看出回族名歌在这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而其中某些因素至今在回族民歌中还依然保留着。李从陆、平克军、马建国在他们的《回族典型音调刍议》中又谈到回族受到伊斯兰教负价值的影响，文化艺术生活相对而言比较单调，不喜歌舞，不善歌舞，使回族形成自己典型音调的基础显得不够厚实。所以就回族民间音乐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个问题的讨论得出了以上的两种说法。
三、西北地区回族民间音乐及其特征
西北地区的回族民间音乐包括民歌和器乐两种体裁。按本民族传统的分类习惯，民歌有劳动号子、小调、宴席曲、少年、干花儿等品种；乐器有三弦、竹笛、二胡、口弦、咪咪、泥哇呜等多种。西北地区回族民歌中的号子和小调和当地汉族民歌大同小异。宴席曲则是回族和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特有的歌种，少年和干花儿的本民族特点也较为突出。杜亚雄在他的《西北地区的回族民间音乐》中对宴席曲、少年、干花儿以及在回族民间流行的乐器：三弦、二胡、口弦、咪咪、泥哇鸣等作了介绍。张闽娜在她的《也谈宁夏回族民歌的内涵与风格》中就宁夏回族民歌从题材、内容、形式等方面与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作了几点分析，分别从反映回汉群众劳动生活的歌曲，反映民族生存的歌曲，反映回族民俗的歌曲，回族爱情歌曲，传说和新民歌五方面进行了探讨。赵维峰在《回、土、撒拉三族“花儿”的风格比较及溯源》一文中分析了土、回、撒拉三族“花儿”的共性和个性。他认为三族的“花儿”音调形态都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对三族“花儿”的核心音调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音乐风格的认识，应从三族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寻根溯源。郭德慧在《西北回族宴席曲与“花儿”的比较研究》一文中介绍了西北地区回族宴席曲的分类，在论述其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将回族宴席曲与西北“花儿”作了比较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