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王年幼即位，周朝初定天下，周公担心诸侯离心离德，于是代行国政，主持朝政。管叔、蔡叔等王弟怀疑周公的用心，联合叛臣武庚发动叛乱，背叛周朝。周公遵照成王的旨意，率军讨伐，诛杀了武庚、管叔，放逐了蔡叔。他任命微子开为殷商后裔，封国于宋。周公还收纳了不少殷商遗民，将他们封给武王的幼弟，封地为卫，赐封号为康叔。晋国唐叔得到优良稻谷，献给成王，成王又将这些稻谷转赠给周公，作为他在战场上的供奉。
周公在东方接受了这些稻谷，以此象征天子的恩赐。起初，管叔、蔡叔背叛周朝，周公奉命讨伐，历经三年平定了叛乱。因此，他首先作《大诰》，其次作《微子之命》，接下来是《归禾》、《嘉禾》、《康诰》、《酒诰》、《梓材》等文告，这些事迹均记载于周公篇章之中。周公代理国政七年，待成王长大成人，便将政权归还于成王，自己退居群臣之列，面朝北方，表示臣服。
成王坐镇丰京，派遣召公再次勘查洛邑，按照武王的遗愿进行营建。周公再次占卜确认，最终完成了洛邑的建设，并将九鼎安置于此，宣称：“此地乃天下之中心，四方来朝贡路途皆平等。”于是，周公写下《召诰》、《洛诰》两篇文告。成王迁徙殷商遗民，周公奉王命告诫他们，撰写了《多士》、《无佚》两篇文章。
召公担任保，周公担任师，东征淮夷，摧毁奄国，将奄君薄姑迁徙。成王自奄归返宗周，写下《多方》一篇文告。成王废黜殷商的封号，继续征讨淮夷，凯旋后驻扎在丰京，制定了《周官》。从此，礼仪制度得到规范，民众和睦相处，赞歌之声四起。成王东征夷族后，息慎族人前来祝贺，成王赏赐荣伯，命他制定《贿息慎之命》。
成王病重垂危，担忧太子钊无力胜任王位，于是委托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登基。成王驾崩后，召公、毕公引领诸侯，陪同太子钊前往先王庙宇，郑重宣告文王、武王开创王业之艰辛，强调务必节俭，勿贪欲过多，并以诚信治国。
太子钊遵循遗命，即位为康王。康王即位之初，遍告诸侯，重申文武之业，以巩固国本，撰写了《康诰》。因此，在成康两朝期间，天下安宁，刑法搁置四十多年未曾启用。康王还颁令毕公制定户籍制度，规划成周郊野，编写了《毕命》一书。
康王仙逝，其子昭王瑕即位。昭王在位时，王道衰微。昭王南巡狩猎，却未能返回，最终魂归江上。对于他的逝世，朝廷并未正式宣布，对外保密。昭王子满被立为新王，即穆王。穆王即位时，已年过五十。面对王道衰落，穆王深感文武之道缺失，于是命伯申整饬太仆国政，撰写了《命》一书。经过一番整顿，国家渐渐恢复安宁。
穆王欲征讨犬戎，祭公谋父劝谏：“此举不可行。先王以德行而非炫耀武力。兵器平时藏而适时用，用则显威，观则玩物丧志，丧失威慑力。正如周文公所颂：‘收藏干戈，装束弓矢，我求美德，施于华夏，愿王保之。’
先王对待民众，弘扬美德，滋养本性，富饶财物，利其器具，明确利害，以文教修治，使民众趋利避害，怀德畏威，因而能世代繁衍，国力强盛。昔日我先王世代侍奉虞、夏。至夏朝衰落，夏桀废弃农事，我先王并未因此丢弃职责，反而隐居于戎狄之间，时刻不敢懈怠，遵循先王之德，继承先王之业，修订典籍，日夜勤勉，以忠诚和信义为本。世世代代积累美德，不愧于先人。直至文王、武王，光大先王之明德，以仁慈和谐治理国家，敬奉神灵，爱护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商王帝辛大失民心，百姓不堪其苦，拥戴武王讨伐商朝。可见先王并非崇尚武力，而是体恤民情，消除祸害。先王规定，国内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五等。甸服者祭祀，侯服者祭祀，宾服者享献，要服者贡献，荒服者朝见。